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韓國MBC記者提供的鏡子
在黑暗的時代，我們沒有選擇沈默，這就是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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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沒有理想的現實，就像沒有未來的現在；
選擇未來，唯有改變。
讀懂韓國！了解台灣！
由韓國獨立媒體「打破新聞」製作的紀錄片《共犯們》，報導韓國兩大公共電視台的罷工實況，在影片的最後，本書作者、長期參與罷工的李容馬，被問到行動的意義時，回答說：「在黑暗的時代，我們沒有選擇沈默，這就是意義了。」書中也提到有人問他為何不退出工會，他回答：「我沒有那樣活過⋯⋯」
韓國兩任總統李明博與朴槿惠以政治力干預新聞編播，促使KBS和MBC兩家公共電視台記者為爭取新聞自由大舉抗爭。雖然有強勢的工會力量做為後盾，但記者們付出的代價卻是將近十年的青春年華，還有往後的新聞生涯。一直到2017年12月初工會的發聲與抗爭終於獲得逆轉勝，全員復職。
本書為2012年，身為MBC工會宣傳局長的李容馬記者，為了訴求公平報導，與其他工會成員一同策畫為期170天的罷工活動，最後卻因此遭到解雇。爾後，他又被醫師診斷為腹膜癌末期。即使是重病纏身，仍未澆熄李容馬記者的希望，他一邊奮力地與病魔抗戰，一邊著手為兩個雙胞胎兒子寫的書。
透過本書，李容馬訴說自己一路以來所生活的世界，以及這個世界未來該有的走向；記述著他曾經歷過的韓國現代史（如民主化運動等），並以將近二十年的記者角度，融合曾經採訪過經濟、文化、外交、司法、政治等領域的經驗，分析韓國社會與媒體的弊病所在，除此之外，也向讀者傳遞「為了讓下一代可以在更加自由平等、充滿人情味的社會生活，韓國國民必須團結起來」的信念，自始至終他堅持相信「世界可以改變」，變得更好！
近代史上與韓國有著許多相同軌跡的台灣，作者所看到的韓國歷史與社會糾結，以及他為什麼要奮鬥打破的熱情和動力，不啻是提供給台灣的鏡子，可以讓我們對照現況，思索如何改變自己的世界。
影音介紹
名人推薦
推薦人
何榮幸（「報導者」總編輯）
阿 潑（文字工作者）
崔承浩（《共犯們》導演、韓國MBC電視台社長）
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陳雅琳（電視主播、電視台總編輯、資深電視製作人暨主播）
楊虔豪（駐韓獨立記者、「韓半島新聞平台」創辦人）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庫長）
蔡依橙（醫師、 新思惟國際創辦人）
編輯推薦
人生無夢不應該 ──《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之為什麼編輯手記
．因為你可能看了這些電影
去年接連的兩部韓國電影《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加上記錄片《共犯們》，對大部分台灣人，至少對我來說，大概才第一次接近了韓國近代史。前兩者揭開韓國三十多年前的戒嚴抗爭，後者則是三十多年後的媒體大罷工，而同樣對我來說，這三者之間的連結和背景，又都虧編輯《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這本書才得以知道。
．因為你可能對韓國有些偏見
對於韓國，我們常常是偏見夾雜著慕情，說他們強出頭、愛搞小動作，又玻璃心，私底下我們卻追著一部又一部韓劇，欲罷不能，又不免驚豔他們整個國家大叔大嬸似的衝向世界的腳程，也鮮少回頭發現韓國和台灣不論歷史、政治、社會的軌跡，有著太多雷同的地方了。
其實韓國經歷了長長的獨裁戒嚴時期、分裂勢力間的長期對立，以及在此之下衍生的既得利益層，佔據了絕大部份社會資源，結黨營私，官僚、財閥、媒體，三位一體，為達目的不惜侵害人權、否定民主，而且根深柢固地長成三頭巨獸阻擋在國家前路。因此，即使1987年幾乎是韓國民主的分水嶺了，但在金大中、盧武鉉兩度建立民主政府，終還是無法阻止歷史的倒退，李明博、朴槿惠執政後，更證明過去的威權勢力依然屹立不搖。這一切，對台灣非常有既視感。
．因為你可能對新聞記者很不以為然
紀錄片《共犯們》，報導韓國兩大公共電視台記者，不甘政治力干預新聞自由，進行長期罷工的實況，背景就是上述這樣的歷史沉?。《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作者李容馬，一直參與罷工其中，甚至二十多年的記者生涯，也始終不斷衝撞體制，以守護新聞工作者的尊嚴，為此屢屢被調職、列入黑名單。影片裡，看得到他因罹癌愈來愈衰弱的模樣，當最後被問到罷工行動的意義時，他回答說：「至少在黑暗的時代，我們沒有選擇沈默，這就是意義了。」書中也提到有人問他為何不退出工會，他說：「我沒有那樣活過……」因為沒有理想的現實，就像沒有未來的現在，而他總是想選擇未來。因此，就在這期間，他並且寫下本書，預備給兩個雙胞胎兒子二十歲後看，告訴他們韓國的過去、現在，更重要的是未來，兒子們將生活在那裡而自己也許會缺席的未來。
．因為你可能熱情已經疲軟
李容馬字字句句鏗鏘有力，很難想像他正重病纏身，或者說他相信改變的信念實在太強大了，強大到忘了病痛。不說韓國能、台灣為什麼不能的幹話，如果《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是為了註記韓國不厭打破現狀的精神，台灣出版《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無寧是為了提點我們自己，想想也不過幾年前曾經相似的理想與熱情，是否枯萎了？方方面面，我們還是相信、願意相信，世界可以改變？
文／大塊出版副總編輯 小蓮
目錄
序 MBC新聞記者李容馬
前言 可以夢想就是幸福
1.惡性間皮細胞瘤
2.全羅南道出身和地域情結
3.兒時的貧困和母親的叮嚀
4.了解鼓吹競爭的現實
5.八七學級，夢想正義的社會
6.矗石逢釘
進入MBC
凌駕和卑屈共存的社會部
在劇變的韓國經濟中
7.什麼是好的媒體
媒體是為了誰而存在
採訪與國際報導的現實
二〇〇二年的兩大變化
8.社會的積弊和盧武鉉政府
檢察廳的真面目
MBC改革
令人惋惜的盧武鉉政府
9.我留在工會的理由
10.為了改變世界
後語 我們可以改變世界
序／導讀
台灣版 序
路徑依賴
李容馬
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指的是一旦對固定管道開始依賴，即便知道途徑實際上不符合效率，也不會輕易擺脫，我們說是「慣例」、「習慣」或「傳統」等。恪守既有慣例傳統的人，向來排除普世價值的判斷，只照舊、依循這些原則。然而，苦守既有的途徑，世界絕對無法被改變，只能像現在這樣，原地踏步。
韓國和台灣的現代史有許多共同點，都是冷戰下誕生的分裂國家，長期歷經分裂勢力間(南北韓與兩岸)的戰爭對立，還有因戰爭使得獨裁體制得以維繫。這段期間，諸如反共與追求經濟成長等絕對理念，支配了韓國和台灣；表面上標榜民主，卻把所有否定民主的行為，以「反共」名義合理化；表面上喊著尊重人權，卻以經濟成長之美名合理化所有侵害人權的行為。從此，否定民主、侵害人權等有違法律的陋習傳統，在韓國和台灣根深柢固，發展成新的路徑依賴；舉凡指出路徑不對、又有意從既存體制中掙脫出來的人，都受到國家透過中央組織無情打壓。合理的討論消失了，脫離理性智識的暗黑時代就此展開。
幸好眼前有了變化，以新世代為中心，這些人開始對既有的非法陋習提出質疑。只是，既有的慣例、習慣和傳統是不會輕易消失的，因為歷經兩個以上的世代，這些慣例早在我們生活中扎根。尤其對長期以來「成功」帶領國家的社會菁英而言，與其承受選擇脫離既存軌道的風險，他們寧願保住原樣，也就是所謂的維繫「安定」，所以面對社會底層出現變化浪潮，他們一概發揮本能地抵抗。而抵抗成功，世界就絕對不會改變，只能維持現狀。
二十年來的記者生涯，讓我有機會親眼目睹韓國的這些現實，以及苦守著以財閥來帶動成長的經濟官僚、比美國人更親美的外交官僚、擔任政權走狗，汲汲營營保住自己飯碗的檢方、受冷戰理念束縛，支撐著既得體系的政治勢力，他們親如手足，當中站在頂端的，就是那些大部分靠世襲積累財富與權力的財閥。
面對在國家體制中獲得成功，又得到社會肯定的菁英，要如何克服他們的抵抗，進而讓世界改變呢？本書就是尋找這個答案的過程記錄，結論則不得不取決於大眾集體所凝結的智慧。能做到的方法，就是強化直接民主的要素，讓大眾得以在當今由少數菁英掌握的政治空間裡，直接發聲。在號稱「代議民主」，實際上卻是菁英為首的社會中，要突破他們的抵抗、反映大眾心聲，並不容易，甚至也有人在反對菁英體制的同時，對大眾直接參與這檔事，還是心生抗拒，何況每個人心中，也存在各種阻礙改革前進的途徑依賴，我們得加以克服，世界才能真正改變。因此，我認為至今為止，人類發現的最偉大資產，就是確立走上徹底體現與實踐民主的路。這條路雖然遙遠，卻絕不能放棄。
推薦序1.
媒體工作者的堅持
崔承浩（紀錄片《共犯們》導演、韓國MBC電視台社長）
韓國媒體自由所扎的根還不深。遭受日本殖民支配達三十六年後，南北韓又發生三年戰爭。戰後，韓國社會又為獨裁政府所掌控，媒體自由極度萎縮。一九八七年，獨裁政府在民眾示威浪潮中被趕下台，此後，媒體自由才開始逐漸向下扎根，到二〇〇七年為止，約二十年間，韓國媒體自由在許多層面上伸展開來。
但在二〇〇八年，具威權主義色彩的李明博政府上任後，媒體自由又開始遭到損害。特別是對政府予以批判報導的MBC電視台，遭遇當權者更多箝制。在這過程中，包括我和李容馬記者在內，共六名電視工作者被解雇，還有數百人遭懲處。
儘管如此，在這樣的箝制中，媒體人並未退縮，堅持抗爭到最後。本書的作者李容馬記者，在被解雇後，奮力抗爭，結果弄得自己得了惡性間皮細胞瘤（腹膜癌）。這本書，就是李容馬抱著病，把自己對兒子們想講的話，寫成文字而生。
李容馬記者想講的話，已呈現在此書標題上，他的信念是，不管碰到任何逆境，「都要抱著『世界能被改變』的信念挺身奮鬥，才能改變世界」，也由於這個信念，我們最後才能抗爭勝利。
我想分享一個書中未出現的場景：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新的MBC社長上任，並宣布六名媒體人予以復職，那位新任社長，就是和李容馬記者一起被解雇、一起抗爭，然後現在正在寫著此書推薦序的我本人。我們的勝利，是二〇一六年冬天開始、由市民發動燭光革命所催生的結果。為新聞自由而戰的媒體工作者一同喚起燭光革命，才能取得勝利。
我知道台灣和韓國一樣，擁有很相似的歷史經驗，希望此書能成為台灣的國民與媒體工作者參考的範例。本書作者李容馬記者，至今仍在與病魔對抗，所幸現在正一點一點地恢復中。中華圈讀者們的聲援，將會帶給李容馬記者更大的力量。
感謝大家！
推薦2.
至少，打一場理念的游擊戰！
陳雅琳（電視主播、電視台總編輯、資深電視製作人暨主播）
貼近真相的記者工作
記者這一行，對我來說，是個相當迷人的工作，因為可以站在新聞現場，直接與事件的人事物接觸，不但可以擁有第一手的觀察，甚至，會遇到許多關鍵重要人物與形形色色的人馬，還會有行萬里路、繞著地球跑的寶貴經驗，人生因此變得精彩萬分，信手拈來全是獨一無二的美麗回憶；不過，最重要的，是這個工作讓我們可以比較看見真相，起碼，可以跟事實貼近一點！
這也是為什麼我放棄十八%超優福利的穩定終身教職，一股腦兒投入新聞行業的原因。當年因為家貧，在單親媽媽的請託下去念師專，求學過程被學校選拔為國民黨高幹，屢屢代表學校到處演講與選舉，但，也因為多方接觸，讓我驚覺自己正是台灣洗腦年代下的所謂校園菁英產物，這讓我很不能接受，因為那是一種長期被欺騙的感覺； 尤其，當我知道，原來老師教的、電視講的、報紙寫的，很多都不是真的，這更讓我抓狂，內心開始萌芽，如果自己經濟獨立了、教書期滿不用賠公費了，我要轉職當記者，因為，我要站在新聞現場去貼近真相！
接下來，我從報社的一個環保衛生小記者幹起、到躬逢其盛創立台灣第一家電視新聞台、到歷經各任總統的獨家政治權威、到創作各種深度報導的電視節目，記者工作讓我的人生打開好幾扇窗，但最驚心動魄的，恐怕還是跟著台灣民主發展歷程前進所遇到的很多「原來如此」與「不能說的秘密」⋯⋯
批判為了監督權力者
在閱讀《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韓國MBC記者提供的鏡子》，內心澎湃不已，總是心有戚戚焉地，想與作者李容馬隔空擊掌，因為他大膽點出了很多積弊，尤其是財閥、媒體、官僚三位一體的舊制度！像是，三星這個富可敵國的韓國大企業，就被他形容成「三星共和國」，裡頭細細闡述了三星如何把黑手伸進國家的檢察系統、如何控制影響媒體，導致再怎麼非法都沒事、是無人能撼動的至尊！檢察體系如何技術性的巧妙避開處理三星案，三星如何透過長期的收買籠絡關鍵權力者的心，在他筆下，都無所遁形！
甚至，他不惜把媒體自家的醜陋面揭發出來，像是他寫了批判檢察廳的報導交上去，結果三星公關人員打電話質問他為什麼要批判檢察廳，讓他不禁噗嗤笑了出來，因為，他批判的是檢察廳，當事人都沉默以對了，反而是三星打電話來抗議，重點是，這個報導根本還沒發表出來⋯⋯喔喔！媒體自己內神通外鬼，李容馬在書中非常巧妙的把財閥、媒體與官僚的勾結赤裸裸地呈現開來，但我想，以他這樣的批判性格，在保守勢力當道的組織環境中，必然會遇到某些時候的阻礙與冷凍，果不其然，他說，自己的報導，永遠在電視台漏播新聞中排第一！
媒體運作裡，很多看不到的現實面，儘管作者也不會把它在電視台鏡頭前呈現出來，但透過這本書，他真的力道強大的針砭開來，像是在「飯店採訪戰爭」這件荒謬的事，他好不容易爭取到前往阿富汗戰地採訪的機會，卻沒想到，只能待在巴基斯坦，在距離戰地數百公里外的鄰國，抄著外電，讓自己像在戰爭現場一樣地播報戰爭消息，而且，經常就是待在飯店，這跟你待在南韓用外電報導有什麼不一樣？作者認為，作秀成分居多，不過就是裝出比較有真實感的戰爭！
記者保持批判的精神總是比較好的，因為會一再記得監督權力者這件事，也讓自己的理路更清晰，但實際工作起來，其實也不用因為上述案例就覺得悲觀而有任何想放棄的念頭，因為記者每天都在產生新的報導，昨日的挫折就讓它隨風而逝，只要自己夠努力優秀，依然會有很多令人驚艷的產製與報導。所以，作者最後還是努力進入阿富汗了啊，有別於外電，用自己的視角採訪出第一手的報導。
令人佩服的嗆辣
這就是我經常在演講時說的，「我總是在艱困的現實環境中，依然設法打一場理念的游擊戰，因為我還站在崗位上」。
曾經，我被要求大幅限縮報導達賴喇嘛的篇幅，當時我正在印度達蘭薩拉藏人流亡地衝鋒陷陣地採訪，後方卻傳來大卸兵甲的指令，這種前線不能打仗的挫折帶給我心靈巨大的衝擊；尤其，那一趟的專訪尊者，他最後起身要離去時又突然回頭，說了一句「我只希望真相能夠被報導出去」，頓時之間，我悲傷上了心頭，因為，報導本來就應該講真相啊，為什麼對這位全球愛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來說，把事實傳遞出去卻是一種奢求呢？他長期被中共政權打壓，即使自己早已宣布不追求西藏獨立，卻依然遭遇各種扭曲與抹黑⋯⋯我好難過，那一夜，在喜馬拉雅山腰下的藏人流亡地，一輪圓月高高掛在亮澈的星空中，我心卻悲憤不已，喝著啤酒、望著明月，我深深長嘆並思考新聞工作的意義。沮喪之際，一位新聞前輩跟我說，「沒關係，只要我們還在新聞工作這個位子上，無論何時何地，就帶著理念繼續打一場為正義報導的游擊戰，它，總是會發揮力量的！」
這宛如敲響一記醒鐘般地，又讓我新聞魂上身！對，只要我們不放棄，理念者的報導總有聚沙成塔的力量，更何況我們還有接近事件與當事人的權力，媒體不發揮，小老百姓更何堪呢？
我也曾經在揭發爐渣屋時，被各種排山倒海而來的人情壓力與恐嚇威脅所糾纏，甚至參加新聞獎時被惡意弄掉（評審看不過跑來跟我透露的），但對我來說，這些打擊都不重要，也都要挺住，因為我們謹記初衷，報導的目的就是希望讓社會正視廢爐渣已經進入建築骨材影響居住安全的問題，不希望小老百姓花了一輩子辛苦錢買房，卻買到有問題的房子。結果，這個報導最後真的促發政府行動了，不但啟動調查，還改變政策，這些，都是我們還在崗位上拚命打遊擊戰的成果。
也曾經，我正要報導炸山挖礦政策過時、讓台灣山林資產不斷殞落的主題，但，還沒出發，就有財團請重量級人士來關切，我還因此被請去溝通⋯⋯不過，對我來說，只要動機正當，沒有什麼不能溝通的，更何況我從不是衝著財團來，我只是希望問題沉疴能解決、過時的法令能修改，絕大多數是基於監督政府而報導的，因此，最後總是能在沒有阻礙、甚至得到多方資源挹注的情況下，完成好的報導！
這也許就是我跟作者李容馬個性不同的地方，同樣卑微貧窮出身，同樣對記者工作充滿崇高的理想，但我從不衝突，認為改變世界是有迂迴的方法的。所以，像我這樣的個性，就會很佩服作者李容馬了，他在書中陳述迂腐荒謬事件時，完全指名道姓，不管是政府官員或媒體同事，幾乎全都露，甚至，他也直接點名把某個媒體形容成「政權的諂媚者」、「墮落為執政者的喇叭手」⋯⋯（哈！他都已經點名了，我還在用某某的字眼），他，是不是真夠嗆辣的呢？
「沒有到不了的地方」
我也欣賞他的勞工意識與照顧弱勢，他認為，「媒體的第一作用，就是監督和批判掌握權力的人，是多數弱者對少數強者的牽制；而媒體應該牽制的少數強者，也不只政府和執政黨，還包括了在野黨和其他媒體，因為他們也是重要的權力機關」。他非常深刻地檢討自己所處媒體環境的角色，認為保守勢力已經長期支配他們的社會，導致形成每個人「自己心中的法西斯」，這是大家都需要警醒的！所以，閱讀此書，會讓人不斷地回想初衷，也刺激自己更思考這個國家與社會的發展，一本書，也讓我們透過筆者的視野，快速理解韓國政權更迭下，哪些與時俱進了？哪些依然停滯不前、甚至借屍還魂？都有助於讓讀者不再只是粗淺地了解韓國而已，作者確實提供了一面鏡子，讓我們也想想台灣！
那麼，最後要講的是，歷經重重磨難後，我們是否還相信世界會改變呢？我們常在年輕時懷抱這種夢想，不管後來在實踐過程中遇到多少夢碎，但拂去淚水後總是又勇往前進，甚至修正路線再往前衝，如此循環不止，當各領域都有這樣的理想者繼續努力，我認為絕對是可以跨越眼前的重重阻礙，最起碼，這個世界還是允許我們打一場正義的游擊戰啊，也如同作者所說「沒有到不了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只要秉持信念不放棄，這世界是會改變的！也期待作者能夠早日康復！
推薦3.
記者可以改變世界嗎？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庫長）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李容馬的最後一本著作，因為，腹膜癌末期的他，寫下生命的經歷留給雙胞胎兒子，而此刻，他正在京畿道的家中靜養。
這是一位父親寫給年幼孩子的「傳世家書」， 不過，李容馬寫下的不單是自己的生命歷程，也是韓國的當代媒體史，並且是一部將個人生命鑲嵌在韓國社會的政經發展史。
從小就感受到族群、階級不平等的李容馬，上大學之後，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自然和許多覺醒青年一樣，投入學生運動。除了在街頭上熱血狂奔，被警察逮捕、丟包外，在他心中也累積了越來越多無法以示威解決的疑問。
年輕學子參加學生運動的是重要的，對未來充滿各式各樣理想的青年，需要透過反抗式的親身經歷，了解體制的不義，試著創造未來社會，而不是依循既有權力結構的價值與安排走完一生。特別是，這個權力機制若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更應該要據理挑戰，畢竟，自己的未來自己救、自己的社會自己造。
學生運動雖然懷抱改革社會的神聖使命，但現實並不會事事如願，大部分的社會運動都不會在短期內達成目標，因為，政治的轉變本來就是「慢」的，很難一蹴可及，相反的，若是過於快速轉變，社會、群眾，甚至領導者沒有做好準備，有時反而是種災難。
但即使如此，也應該明白，社會運動要改變的不只是社會，還有行動者自己。
學生或社會運動若要改變體制，就必須走入人群，苦民所苦，自我反思，並且要能發現問題、分析問題，甚至解決問題，也因此，除了當個熱血衝組，用身體衝撞，也必須學習以智慧和知識面對社會。這樣的歷程便是閱讀力、分析力、感受力、探究力、組織力、容忍力、合作力、批判力、行動力的重要養成。行動中也會發現，有許多問題並不是透過示威、抗議便能解決，除了行動，還要知識，更長遠、細緻的籌謀，以及思考如何促成政治體制與意識型態的轉變。
這樣的態度與能力並不單是熱血的學運青年所有，也是具有社會改造精神記者不可缺少的熱情與知能。作為一個記者，要有正義感，要有「結構式」的視野，能了解事件深層的歷史脈絡，看到議題背後的文化與制度問題，更要有探究、分析、組織的能力。當然，能否應對來自組織內外的政經壓力，以及面對挫折的耐力與抗壓性，更是好記者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除非你只想做傳說中的「腦殘」記者，安安穩穩、渾渾噩噩地過一生，否則記者生涯中勢必充滿各種理想與現實奮戰的血淚。
李容馬不僅有學運青年的熱血與衝勁，政治學的背景也讓他能宏觀地看待問題。不過，即使如此，李容馬依然跟許多剛出道的記者一樣，從跑社會新聞開始，歷經財經線、政治線、軍事新聞、國際新聞，一步步看清國家權力、財閥資本、跨國集團與媒體之間複雜的共生關係，以及政商機制如何聯手透過各樣的威脅利誘操控輿論、脅迫記者。理想與現實的爭戰，成了李容馬記者生涯的日常。
李容馬任職的MBC（韓國文化廣播公司）是韓國的公共媒體，但和台灣公視不同的是，MBC的經費除了來自「放送文化振興會」的支持，也包括廣告收益。在台灣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曾經出口到全球九十一個國家與地區的《大長今》，以及《我們結婚了》、《爸爸去哪兒》等綜藝節目。
雖然，MBC在韓國極受歡迎，新聞節目也有一定的公信力與批判性。不過，與財團關係甚密的李明博上任後，不但讓韓國大步邁向新自由主義的道路，政府的勢力也逐步進入MBC，控制電視台。接任的朴槿惠也不遑多讓，延續李明博的作風，持續操控新聞自主與自由。MBC具有批判色彩的節目不是被調到冷門時段，就是陸續停播，不利政府的報導當然無法見光，有理想的記者受到各式各樣的打壓。 民主社會，新聞媒體要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早就是天經地義，這不但是民主政治的ABC，也是小學生就明白的道理。但現實上，幾乎沒有一個政府會放過媒體，極權政體以暴力方式直接控制，隨著資本社會的發展，則改以廣告或置入性行銷等經濟模式進行操控，無不希望媒體能為其喉舌，打壓異己，宣傳洗腦，繼續維繫政治權力。
如果媒體不能自由地傳播資訊，記者缺乏自主性，就不能提供各樣的觀點，亦無法促成公共討論，也就難以清算社會性積弊，揭露隱藏在背後的結構窠臼，不但無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媒體還失去了監督的能力，民主就會陷入危機，極權主義將會再起。
試閱
進入MBC
結束美國旅行、告別了全州的生活，事隔一年返回首爾。此時各家報社都在招聘新進員工，在我返京後，第一個發布公告的是《中央日報》。我沒做好考試準備，卻幸運通過了筆試，甚至還實習了一陣子，來到最終面試。可惜面試的時候卻落榜了。實在難以理解，拿錄取的人和落榜的人比較一下，落榜的許多人看起來明明更優秀。其他人也同意我的看法。
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了找出原因，我和落榜的人交談，自己也苦思良久。
我的推測是：「《中央日報》不想要太過重視原則的人」。面試我的是洪錫炫會長，問題是大學時期是否上街抗爭過。一九八七年的大學生，大家都知道有著不得不抗爭的環境，所以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那是不得不的時代使然，接著他又問我想成為怎樣的記者，我也直言不諱。結果落榜了。
《中央日報》的招聘包含了實習過程，期間相當長，為此我也沒報考其他報社。隔年，SBS最先發布聘試公告，由於是民營電視台，我其實不太想去，然而還是想報考看看。通過第一階段筆試後，第二階段是各部門經理的集體面試，很巧地又被問了之前類似的問題，大學時有沒有抗爭過等等。我也像在《中央日報》的面試那樣理直氣壯地回答。結果還是落榜。我越來越相信我的推測是真的。這些企業表面上說是想要聰明的人，實際上是不想要對「原則」太聰明的人，而是「擅長遵守上級指示」的聰明人。
MBC面試也問了同樣問題。但我這次事先準備了答案，假裝聰明又適當的答案。譬如，說一九八七年沒參加過抗爭那是騙人的，那是大家都會做的事，但我說升上高年級後就不參加了。於是，我考進了MBC電視台。
我原本想報考的是報社，畢竟在那之前一想到記者，不會聯想到電視台，而是報紙。然而我和報社似乎沒有緣分。電視台曾考慮過KBS，但花了一年時間才進入MBC，我不想再考試，因此就放棄了。而那以後，電視台的影響力比報紙越來越大，說起來也是好事吧？
透過入社考試，我領悟了兩件事。第一是私人企業不想要「聰明且遵守原則的」人，人若是太耿直，就不會在公司有不當方針時也全盤接受，反而會像崔圭碩的漫畫《錐子》一樣，加入工會和公司對抗，公司沒有工會，還會親自創立。企業需要該低頭的時候就低頭的人，不計較原則，就算非法或不當的事，只要上級指示就會去做的人。
實際上韓國的財閥，幾乎沒有不觸法的。三星的李健熙、李在鎔，現代汽車的鄭夢九，SK的崔泰源，樂天的辛東彬等財閥掌門人，都因瀆職、貪汙、違反金融實名制、提供賄賂、非法政治獻金等嫌疑，被處以拘留或不拘留起訴。大部分都留下前科。
將他們的非法指示付諸行動的人會是誰呢？連聲譽還不錯的財閥集團都幹出種種非法勾當。財閥的影響力大，因此無法斷絕政商勾結的現象，一而再再而三發生胡亂帶過的事。對財閥進行改革，是我們社會永遠的話題。
這也是我們想成為先進國家仍有遙遠路途要走的證據。何謂先進國呢？先決條件，就是正直行得通的社會。這是先進國家的一個共同點。對說謊或是欺騙他人的行為，予以嚴懲。舉例來說，假造原產地，或是企業做假帳，就處以重刑，才能形成值得信賴的社會。可是我們的社會，那些領頭羊的企業本來應該帶頭示範，結果卻是帶頭犯法，還想要瞞天過海。不，是想透過政治遊說來違法解決。矗石逢釘的諺語，很少有地方像在我們社會這麼通用，這樣的劣跡在整個社會蓬勃發展。
入社經驗，也讓我體會到韓國社會的保守。世代輪替，未來雖然會有重大轉變，然而目前保守勢力還是占上風。保守勢力獨占了大韓民國的高層，從解放以來支配著我們的社會。這也是我們社會不會輕易改變的最大理由。此外，人本來就有上了年紀就和現實妥協，越來越趨於保守的傾向。因為想得到比較保守的高階層的信任、升遷，就要表現出同樣的保守。因此，任何組織的最高階層，大都是保守傾向的人士。這就是面試的時候，報社社長都會詢問是否曾經上街抗爭過的理由。如果勞動法沒有禁止阻礙勞動行為的條款，這些人或許還會詢問進了公司之後是否會加入工會。
支配韓國社會的保守勢力，從親日派到軍事獨裁，到最近的新右派，延續到「最佳網文日報儲藏所」。他們和李承晚一起建立南韓的單獨政府，經歷過韓戰，變身為親美派， 和朴正熙一起進行軍事獨裁。韓戰犧牲無數人命之後，結果在國民間培養出只要是共產黨就一律槍斃的意識型態。軍事獨裁利用這種反共、反北的心理，合理化自己的執政。這個過程中，因為借助美國的支援實現了經濟成長，就把美國視為神明，把自己的國民當作豬狗的統治對象。這就是朴槿惠總統的支持者高喊反對彈劾，高舉太極旗和美國星條旗的背景。
除了國家的層峰級人物，掌握著社會上重要組織的既得利益高層，大部分也都是這種人，只是彼此程度有些差異而已。
政府部門就不用說了，報社、企業、法院、國會等，幾乎所有組織都大同小異。這是因為從過去開始，所有對政府或社會抱著批判態度的人，都被這種組織徹底排除在外。對政府或社會抱著批判態度的人，也拒絕進入這類組織。這和我拒絕參加公務員資格考試的理由有些類似。當然，隨著民主化，我們社會已經產生了變化，預估未來也會有重大改革。我是希望這些進展能夠更大一些。
問題是這些保守勢力長期支配我們社會，他們的心理早就不知不覺地深刻影響我們。這可以說是已經形成每個人「自己心中的法西斯」嗎？舉例來說，以前大人常說「朝鮮傢伙就該打」，其實，這是日本殖民時期對我們韓國人說的話，但是即使日據時代已經結束了三十五年，當初日本人貶低我們的用語卻悄悄成為我們日常的用語。直到最近，社會上各個領域的上司對下屬都常說「叫你剝什麼就剝什麼」。其實，這本來是軍隊用語，叫士兵用生殖器去剝栗子，意思是上司的命令再不合理，都要無條件服從。軍事獨裁的期間和日本殖民時期一般長，這些話都滲透進我們的生活，變成常態。配合著語言，我們的想法、行動和習慣，也都軍隊化了。相較於多元性，我們要求所有人動作一致地行動；相較於注重內容，我們要求事情在規定時間內處理完畢為優先。
這是軍隊的文化，也是極權主義的一個面向。
我常想，為了真正的改革，現行一個個階段往上升遷的人事系統是否恰當？現在的組織都是論資排輩，根據舊有系統架構而設計的話，只更換幾位高階人士就可以產生改變嗎？如果沒有以政府部門為首，各部門大破大立地革新，改革並非那麼簡單。
我在大學雖然認真研讀了韓國政治經濟的特徵與理論，對於生活的現實並未充分認知，倒是透過入社考試得到非常寶貴的經驗。然而就人際關係來說，我的經驗還是相當淺薄，以至於進了公司之後又引發諸多衝突。
凌駕和卑屈共存的社會部
實習記者的矛盾
一九九六年進入MBC後，我以在警察局打轉，展開記者生涯。實習期間，我在警察局記者室混雜的房間裡，和其他公司的實習記者一起生活了六個月。實習記者最晚要從早上五點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二點到凌晨一點。我們要去三四個管轄警察局的刑事課、交通意外調查班、警察廳和法院等地，收集案件並報告。除了查看案件簿，我們也目擊了強盜、殺人、暴力、性暴力、交通意外和詐欺等各種亂七八糟案件的現場。
這類案件的嫌犯，總歸一句就是雜犯。這種案件裡萬一包含了名人，或是什麼高層人士等，那才算得上新聞。當然，碰上連續殺人等野蠻的案例，就更是新聞了。但這些事情通常都不會對我們的生活產生重大影響，或給予社會特別教訓，或特別敲響什麼警鐘。因此相較於警察或檢察官處理這類刑事案件的地方，記者都更喜愛處理重大案件的部門。那也是出人頭地的捷徑。
身為記者，到警察局可以擺擺架子。記者前輩向我們強調，在警察面前絕對不能弱勢，因為記者是國民的代表，無論見到什麼人都可以高姿態大聲說話。我對這句教誨深有共鳴。一般人幾乎不敢面對警察，見了面也會覺得羞愧，就算沒有罪也莫名地膽怯。面對這樣的警察，堂堂正正詢問、追究對方，這件事本身就是厲害的經驗。透過這個經驗，我也養成了往後不論去任何地方見任何高層，都能堂堂正正面對對方的習慣。這就是身為記者，遇強則強、遇弱則弱的基本原則的重要一步。
但實習記者有個矛盾的地方。我們對警察，雖然除了有時候會叫一聲「大哥」之外，講話時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尊稱，面對自己公司的前輩記者，卻是他們有什麼指示都得絕對服從。他們吩咐清晨六點要報告，就要在清晨六點報告，吩咐早上十點報告，就一定早上十點報告。過程中就算聽到他各種辱罵，收到各種離譜的指示，也照樣得執行。
去現場報導的地方可以呼來喚去，面對自己公司的前輩卻唯唯諾諾不敢吭聲。實習期間習慣這種矛盾情況的人，和無法適應的人，過了一段時間，人生道路就會有極大的差異。在強者面前可以展現強大一面的人，在公司無法卑屈；做不到的人在公司會變得卑屈，同樣也會屈服於強者。
當記者跑警察路線沒多久，就知道警察比記者還弱勢。一開始是因為前輩的教誨，才對他們大呼小叫，久而久之成了習慣，時間再久一點，就因為知道了警察是弱者，所以更對他們大呼小叫，而從那一刻起，也就熟悉了凌駕弱者的方法。到了此時，本來應該懂得自重才好，但大多數人做不到。凌駕弱者，是不必學習就能形成的習慣。
逐出社會部
我以不錯的評價完成了實習記者的生涯。
這六個月裡，我在鐘路警察局揭發了警察隱藏暴力犯罪等小小的頭條新聞。一九九七年六月我收到正式命令，擔任社會部警察記者。記得沒多久，我做了一條獨家報導。有一名小女孩被誘拐殺害了，不久警察逮捕到犯人。被抓到的犯人是女性，大家推測有共犯。當時距離晚間九點的《新聞平台》（News Desk）8播出，還剩下四十多分鐘，我從刑警系統的長官那裡確認此案是那個女人單獨犯案，立刻向電視台的警察線長官報告。本來我們所有的報導都是以有共犯而準備的，緊急變更為單獨犯案。
當時MBC正在轉播足球，《新聞平台》播出二十分鐘前，畫面跑馬燈預告字幕就打出單獨犯案的頭條新聞。這是我們電視台的失誤。其他電視台新聞記者看到後，蜂擁至警察署長面前，追究是否屬實。警察署長九點緊急召開記者會，正式公布此案是單獨犯案。由於MBC已經確認是單獨犯案並準備了《新聞平台》，因此直播記者會順利結束。
然而KBS是在認定有共犯的情況下準備的節目，《九點新聞》一播，警察表示單獨犯案，節目立刻亂了套。往共犯方向準備的報導沒了，新聞開了天窗，因為也沒時間準備單獨犯案的報導。
警方單獨犯案的報告，與KBS推測有共犯的報導背道而馳，KBS之後也以有共犯的推測繼續追蹤報導。當時正逢中秋節連假，KBS在連續假期獨自延續尋找共犯的報導。這個新聞對他們的打擊有多大，可想而知。
身為警察線的記者，雖然我也創造了這些成果，然而接到正式聘書還不到十個月，我就從社會部被驅逐到一九九八年的地方選舉廣播企劃團。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九九○年代後期，是KBS和MBC展開激烈競爭的時期。KBS刪掉1TV的廣告，九點新聞收視率超越了MBC的《新聞平台》。在那之前MBC的新聞可是經常穩坐第一名。KBS想逆轉情勢，全面分配了「事件與事故」新聞（包括社會案件或車禍等內容）的報導，MBC也不甘示弱，追隨他們的腳步。因此事件與事故的新聞比重拉大，甚至占了整體四十五分鐘新聞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但在競爭之下，許多無意義的事件與事故新聞占據了所有畫面，變成令人心寒的狀態。
事實上，新聞可看，是民主化之後的事。畢竟，在那之前，媒體只能單方接受政府提供的新聞，民主化之後才開始出現批判性的報導。
此外，金泳三時期實施公職人員財產公開法，再加上準備清算過去司法官的黑暗面，新聞就更有趣了。這和金泳三為了推動他要做的事，有意地利用媒體也有關係。到一九九○年代中半，電視節目的影響力漸漸大過報紙新聞。一九八八年電視直播「五共」公聽會，已經證明了自己的力量；一九九○年代之後的總統大選或是各種重要選舉過程中，電視的影響力更是越來越明顯。結果就造成電視台的壯大。
然而，真正的公共電視台，卻因為收視率競爭，把貶低記者價值的事件與事故新聞當成主力。我非常不滿。我還因而自責，問自己是為了做這種工作才當記者的嗎？上級給我的採訪指示，經常不過是些雞毛蒜皮的生活新聞而已。拒絕做這種報導的話，會引來各種咒罵，為此我和前輩們有過一連串爭執。
更麻煩的是，警察線的記者逐漸形成一種軍隊組織，社會部長官底下有案件編輯部，這個編輯部底下有首爾市警的組長（負責選跑警察線記者）。各個警察廳有一線、二線記者。身為老么的二線要接受一線指揮，一線接受市警組長指揮，市警組長又聽命於案件編輯部。這是一個難以進行合理對話和討論的組織。
在這種情況下，身為警察記者的我，新聞貢獻度逐漸變得低落。大家對我的評價，也從一個有才能的傢伙突變為不服從前輩指示的傢伙。
於是，我在一九九八年四月被趕出來，到地方選舉轉播企劃團。
酒駕通行證
我在跑警察線的某一天，十多名警察記者收到前往鐘路警察局的指示。上級要我們在鐘路警察局翻個底朝天，尋找可以批判報導的線索。這個命令的目的，是要叫局長下台，展現MBC警察記者的力量。
進一步了解後，才知道是有人酒駕的緣故。前一天晚上，有一位採訪鐘路警察局的前輩，因為酒駕被警察攔下，爛醉之下被帶到鐘路警察局，那位前輩大聲嚷嚷說不能隨便對待MBC採訪記者，引起騷亂。惱怒的警察將記者戴上手銬，暫時關進拘禁室，於是起了進一步摩擦。竟敢把記者關起來！記者要求警察道歉，警察拒絕了，最後發展成組織對組織的衝突。最後是警察局長親自道歉收場。
這個事件可以反映當時社會的樣貌。當時是記者飲酒駕駛會被輕易放過的時期。尤其是跑警察局的採訪記者，都是一家人，自然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算不是採訪記者，一般記者打電話來關說，警察也難以拒絕。這種風氣下，許多記者都會放任飲酒駕駛。不僅僅是記者，警察或國情院人員、檢察官、法官等，我們社會裡有權力的人士，幾乎可說是都擁有酒駕通行證。這是軍事獨裁時期的遺緒。
這些人不僅在飲酒駕駛，在交通裁罰、刑事案件上也得到不少優待。被警察舉發的時候，他們會高喊：「你是誰啊？」「你知道我是誰嗎？」這就是此時的語言習慣。過去的軍事政府，給予我們社會的權力階層這類小小特權，藉以換取他們的忠誠。當然這些特權也會反過來造成惡果，MBC記者當中，就有許多人因酒駕死亡或受傷。
然而權力階層的特權也逐漸崩塌了。金大中政府當權後，社會變得更加縝密。隨著民主化，這些小小的社會特權開始瓦解。過了一兩年，我從警察局案件簿看到某家報社的法務組組長因酒駕被收押，還嚇了一跳。我們的社會開始順利地運轉了。
成為契機的首都圈記者
一九九八年六月，兩個多月的地方選舉報導成功落幕，但我無法回歸社會部，而是收到全國新聞部所屬的京畿道城南市採訪記者的派遣命令。我被驅逐為首爾圈記者，負責城南、河南、光州、楊平、驪州、利川等京畿道十多個市、郡的報導。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對我而言，這種驅逐其實是好事，成了我可以寫出更出色報導的契機。
首先，到全國版可以說脫離了軍隊式組織。全國新聞部記者直接向編輯部報告，是報導的結晶池。編輯部的次長級人物都上了年紀，對話相當輕鬆，而且所有報導都由我自行彙整，上面也沒有人會要求到處打聽根本不值得報導的資訊，加上廣大的京畿道就只由四名記者涵蓋，報導資料相當多。
這段期間，我寫了大大小小或輕鬆或困難的報導，有很多和法律收賄有關，也批判京畿道一帶的地方檢察官，譬如水源地方檢察廳的檢察官，因為對製藥公司賄賂的馬虎搜查，錯過最大嫌疑犯。水源地檢在報告自己的搜查成果時，或許因為無可爭辯，對我的報導並未特別反駁。
我也質疑過首爾地方檢察廳議政府支廳（二○○四年升格為議政府地方檢察廳）的一名檢察官，他對暴力組織和官商勾結未進行徹底搜查。告發報導一出，該檢察官的上級檢察官就打電話來，詢問我是否有後續報導，還威脅我最好就此罷手。我第一次聽到這種威脅，根本沒有因應的準備。如果我年資再深一點，就會把那位檢察官的威脅也寫進報導裡。
我還對水源地檢城南支廳的檢察官提出雙重起訴的事實，寫了批判性報導。我質問他：同一罪已經被處罰之後，又再次被檢舉，接受調查進行裁判，該當何種心情？可是報導後，該檢察官藉詞其他案件拘捕了本案的檢舉人，我也曾被當作該案證人調查，數次被通知出庭。我在義憤填膺下公布了該檢察官的實名，還進行後續報導。原本是只要該檢察官認錯就能結束的事，對方卻暴跳如雷，想要折騰人到底。當檢察官的長時間以來沒有面對過媒體，又加上自己的傲慢，造成事情一發不可收拾。後來這位檢察官從城南支廳離職，轉而開業當律師。但他也對我提出了五億韓幣的損害賠償訴訟，為這件事我四年多來訴訟纏身。
我連續三次直接批判檢察官的報導，把檢察廳鬧得天翻地覆。那個時候，大家很難想像怎麼會有人緊咬著檢察官做這些報導。也因為這些事件，我在檢察官之間成了風雲人物，大家都想知道究竟是哪個「不知好歹的」記者。後來在首爾地檢採訪時，不少檢察官說是當時就知道了我這個人。
除了現職檢察官的問題外，我也曾三四次報導了律師的不當行為。有一位律師收取委託費後卻不出庭，訴訟當事人當然敗訴了。這位律師知道事實若被報導出來，將遭受大韓律師協會（大韓律協）的懲戒，因此跑到我辦公室下跪求情。這是和不實辯論同樣驚人的謝罪。雖然後來我沒報導這名律師的實名和長相，但對於有些律師毫無責任感到如此嚴重的地步，覺得很驚訝。對很多律師來說，逃稅是最基本的。至於不出庭的律師，只顧著賺錢的律師，也不在少數。光是我自己報導範圍就看到這些，實際恐怕更嚴重。雖然相較於過去，這些不當行為可能已經算少的了，可是誰又知道呢？那是當時的我難以想像的事。
我在首都圈記者時期的壓軸報導，是批判一名被稱之為「韓國的盧金河」（讓人聯想到清貧的代名詞的曼谷市長）的歐姓城南市長。此人以清貧形象聞名，隸屬當時的大國黨。
這位歐市長利用自己的職位做出各種貪腐的事，卻偽裝成一副清官模樣。除了自己拿賄賂，還給予親朋好友各種特權。歐市長的問題簡直沒完沒了，因此最後被檢察官收押監禁。我報導歐市長腐敗的題材，得到一個名為「城南市民聚會」的公民團體極大的助力。這個聚會的核心成員，就是現今的城南市長李在明和自由韓國黨的申相珍議員。這兩位目前已分道揚鑣，分別代表執政黨和在野黨。
由於住宅公社（住公）總公司位於城南，我也撰寫了要求住公大樓公布出售成本的報導。這是媒體首次提到大樓出售成本的報導。我本來準備了兩個議題，然而由於當時的上級長官介入，報導並不順利。第一個議題是要求公開出售成本的核心報導，第二個是後續報導。然而核心報導在收視率低的晨間新聞播出，後續報導也只在《新聞平台》播出。是所謂的跛腳報導。
寫完這篇報導後，公司的前輩邀約我吃晚餐。我去赴約，發現有住公的員工在場，感到相當不知所措。之後住公的員工追到我家來，要求撤銷報導。這是我第一次面對強力的遊說。對方千拜託萬拜託一定要我撤銷報導。然而我考慮到不動產問題的嚴重性，認為是一定要播出的報導。公司因為外來的遊說而阻攔報導，讓才剛當記者不久的我初次感到失望。
除此之外，我還批判了當時執政的新千年民主黨副總裁建造了豪華非法墓地，也報導了發生在全北扶安蝟島，宛如現代版奴隸般的漁民生活。
首都圈記者生活不到八個月，然而這期間跨足了政治、經濟、社會各部門，也堅持記者相信的價值來進行報導，對我而言是深以記者身分為傲的時期。這不是警察記者常寫的那些事故和意外，而是針對社會上有背景有靠山的人，盡情撰寫的報導。
前輩們對我的評價再次改觀。持續的頭條報導，諸多優良新聞，加上一些擅長做事的評價，讓我占了優勢，才八個月我又回社會部當警察記者了。
再次回到社會部
社會部依然沒變，追逐著沒有報導價值的事件和事故，重複著每一天。要說有點意思的，就是和檢察總長金泰政夫人的衣服關說有關的補充取材。我帶著隱藏式攝影機，在江南的高級服飾店穿梭，挖出貂皮大衣等高級服飾的交易實態。雖然是偶爾來一次也值得的報導，然而衣服關說的本身並沒有特別根據，因此不是多愉快的事。
我也曾經和江南一家很大的酒家老闆來往過，這個老闆只是掛名，實質上是暴力集團的頭目。這是因為當記者的人，除了殺人、犯罪的事之外，什麼都要經歷一下，所以得有一種結合傲慢和天真的氣勢。我和這個暴力集團的頭目有時會在酒桌上進行氣勢對決，然而確實難以輕易喝倒對方。有一次，我記得喝到凌晨四點，只好以上班當藉口溜掉。
在社會部工作，對我最有助益的事是一連串的水災播報。在首都圈採訪時，由於「像游擊隊一樣的暴雨」，我經常搭乘直播車；回到社會部，只要淹水的日子，就搭直播車直播。是這段時間的連續報導，讓我克服了原先心底對直播車的一種恐懼。此後，我就可以很自然地進行直播了。
其實，不論是全國版還是社會部，都是在一個大社會部之下。只是報導的內容有很大的不同。我在全國版的時候可以自由報導自己想要的新聞，但是到了跟軍隊一個模子的警察記者線上，我幾乎做不出任何有意義的報導。
這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當時兩個公營電視台之間為了競爭收視率，報導了太多事件與事故這一類新聞；但另一個更根本的原因，就是從軍事政府的時期就持續過來的慣性。軍事政府時期，政府部門就不用說了，連檢察官、警察這些社會權力機關的議題，也沒人敢寫。大家只能用單純的事件或事故等意外，或是話題性題材等軟性新聞，來填滿新聞時段。以雜犯罕見的竊盜手法，或是刺激觀眾眼淚的報導，來替代批判擁有權力的人的問題。在這個情況下，討論報導品質的本身，無疑就是件奢侈的事。
經歷金大中政府和盧武鉉政府，隨著民主化進展，輿論本身的思考加深了，並且開始改善。為了提升報導品質，方向逐漸轉為強化政治、經濟、國際新聞等。社會部新聞也排除單純的事件與事故，容納公民團體的問題意識，進行提升水準的作業。然而進入李明博政權，卻再次崩塌淪陷了。一些報導人的保守或進步可以從肌肉的大小看得出來的新聞，或是夏天在柏油路上煎蛋等愚弄觀眾的報導，又登場了。
從社會部的經驗，也讓我體認到一件事。那就是：至少，首爾的情況要比過去穩定許多了。首爾之前被稱為伏魔殿，是各種腐敗橫行之地。然而，現在已經淨化許多。隨著輿論自由蓬勃發展，採訪記者逐漸增多，公民團體也積極參與，不當腐敗已沒有立足之地。反之，地方上即使以京畿道來說，因為中央新聞公司記者不足，有很多假記者。且隨著地域偏袒主義，也有許多記者和當地的地方自治團體掛鉤。因此，至今京畿道地方自治團體的腐敗依舊。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類似情形呢？
重啟社會部警察記者生活六個月，一九九九年秋天，我收到經濟（新聞）版的派遣命令。對我而言，能脫離警察記者這件事本身就足以雀躍不已。
在劇變的韓國經濟中
經濟部和出頭鳥
收到派去經濟部的喜悅，在報到之後立即消失殆盡。當時負責經濟部的姜部長，主要是曾擔任過社會部記者的人，後來當上經濟部的部長。即使是今天，想要一直在一個部門當主管都不容易，當時更是一個人要在社會部、經濟部、政治部各部門主管的位置上輪調的時期。部長不懂經濟，將所有經濟部的報導像社會部一樣處理，對我這種菜鳥記者，更要求社會部性質的報導。因此我們自嘲為「經濟部的警察記者」。
不能指望報導深奧的經濟內幕，只要求我們做些百貨公司或市場這類流通業的新聞。部長認為，和金融或經濟政治有關的報導太死板無趣了，不希望收視率下降。實際上是他本人不太懂這些內容。部長對於晚輩記者，就像使喚社會部新人記者一樣呼來喚去，因此晚輩和次長級的前輩會一起批評部長。因為有個離譜的部長，部門員工便越加齊心協力。
但這也只不過是表面假象。經濟部十五名成員當中，有四名次長級的前輩。等他們見到部長的時候，又會和部長一起辱罵晚輩，赤裸裸地跟蝙蝠一樣。根本找不到會向部長直言的前輩。
有一天，我們和姜部長一起喝酒，後來只剩下和我同屬金融小組的一位姓文的次長三個人。我趁機向部長建言，說經濟部不能用這種方式運作。不料部長聽完勃然大怒，轉頭跟文次長說，那你來說說看法。當時我還以為太好了，若是文次長也能提出一些建議，那就可以成為部長重整經濟部經營方式的契機。然而哪知道暫時想了一下的文次長卻回答：「部長，我哪有這個膽子呢？」我聽了受到相當大的衝擊。我太天真了，直言不諱、忠心耿耿的部下，只有在書中或是連續劇中才會出現。
文次長在日後的政權交替之後生存下來了，還當上部長、報導局長，在朴槿惠政府時期也外放出去擔任關係企業的社長，還聲稱有一天要回MBC總公司擔任社長。姜部長後來升上報導局長，因「CUGGI包事件」爆發醜聞而引退。
在社會部時，我也曾經和後來擔任社長的金在哲（李明博執政後被任命的親保守派MBC社長）短暫共事過。金前社長在李明博政府時期解雇了以我為首的十名員工，是讓MBC電視台崩壞的關鍵人物。金在哲在當社會部長時，即使對菜鳥警察記者，也絕對不說難聽的話，看到晚輩會吹捧著說：「誰誰誰，昨天的報告寫得很棒！」這並非針對專業能力的肯定，只是純粹對晚輩說說好話，藉此博得好印象。他對晚輩很好，也多虧這樣的處世之道，雖然沒有才能，卻成了負責《時事雜誌2580》9等新聞節目的報導製作局長，還曾擔任關係企業的社長、MBC總公司社長。
這些人的共同點，是他們擁有無論任何人執政都能成為同夥的卓越能力。這就是現實。許多前輩也很相似。前輩當中，身懷使命感進入公司的人究竟有幾位呢？大部分人都是在全斗煥當政，媒體完全被政府掌握時期進的公司。他們只不過是上班族，只不過想要分配好一點的新聞採訪對象，想要升官罷了。因為如此，他們遇見部長或局長就低聲下氣。尤其採訪或報導的能力越差，就越會在待人處事上下工夫。他們無法光靠實力來爭取自己想要的位置，只能在能力以外的層面一決勝負。於是他們在強大的前輩面前就示弱，在弱小的晚輩面前就作威作福。
令人難過的是，這在現實社會居然行得通。就上司立場，服從命令的晚輩，比起凡事都要追根究柢的晚輩更討人喜歡。這種方式最後就膨脹成積非成是的文化。組織不會發展，反而停滯或退步。然而大部分的組織都是這樣。
今天情況有多大轉變嗎？我進公司的一九九○年代，記者們又是如何呢？他們是真的具有記者的使命感嗎？還是由於電視台記者的待遇優渥，加上看起來很威風，所以才進來的？如果是以後面觀點進來的人，就有可能把心思都用在人際關係上，而不是強化自己的實力。我們社會上，關於待人處事的書籍都熱賣，理由就在於此。
這段時間，當了警察記者又到經濟部工作，我真正開始了解了公司運轉的情況，以及前輩晚輩的工作型態。不過，由於年輕，血氣方剛，不懂得和現實妥協，所以和在社會部的時候一樣，我和次長、部長等前輩的衝突不斷。
我不善於隱藏意見，對於前輩那些卑微的模樣也相當反感，因此再次成為不聽話又沒禮貌的傢伙。大學時期，我和學運圈與非學運圈都相處融洽，大家說我個性好。進入MBC電視台之後，卻成了出頭鳥。你問我後悔嗎？這個嘛！究竟如何待人處事才是正確的呢？老實說我還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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