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國者

【推薦序】
「現實的思索，與小說的必要」
臥斧　作家

「這些人在夜半的祕密時分找到新的信條，獨自受到內心信念的驅動，出賣了個人天職、自己的家庭和國家。即使這些人內心充滿新的狂熱、新的希望，還是不得不跟當叛徒的恥辱掙扎；就連他們也會與幾乎宛如實體的椎心痛苦拉鋸，因為他們曾被訓練永遠、永遠不得洩密。」──《冷戰諜魂》

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左右，臺海兩岸的政治局勢出現明顯變化。

一九七八年，時任中共領導人的鄧小平宣布「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主因在於中國歷經三十年的封閉狀態，經濟蕭條，人民普遍生活困頓。改革初期中共內部派系相互鬥爭，開放步調遲緩，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更重挫改革進程，直到一九九二年才相對穩定。一九八七年，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宣布解嚴，臺灣結束超過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四個多月後，開放兩岸探親。一九九四年，《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通過，明定總統、副總統改由人民直選，任期由六年縮短為四年，僅得連任一次；增修條文通過的幾天之後，一本名為《一九九五閏八月》的書籍在臺灣出版，預言中共即將武力犯臺。武力犯臺並未成真，但中共的確發動升高緊張情勢的軍事演習，直至一九九六年，臺灣，亦即增修條文當中的「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迎來第一次直接投票選擇領導人的總統大選。

《叛國者》的故事情節，發生在這樣的時空背景當中。

既是「叛國」，就得看是「叛」哪個「國」──以此視之，《叛國者》的書名相當微妙。二十世紀的八○年代，「反攻大陸」之類口號在臺灣仍時有所聞，對兩岸的許多人而言，「海峽對面那個地方」仍然是「我們的」，因此「叛國」並不是叛「國」，而是反叛某個政權。「政府」、「國家」與「社會」其實是三個不同的概念，但時常被混用、甚至誤解，認為「政府」即是「國家」。「叛國者」三個字，幽微而明顯地點出箇中荒謬。

《叛國者》當中的「叛國」行為，主要是「玄武專案」。

「玄武專案」由臺灣情報單位主導，前後吸收了兩名中國解放軍高級將領，經此途徑獲知重要情資，包括中共當局對臺灣政治情勢變化的看法、反應，以及軍事設備與武力布署。「玄武專案」源於九○年代真實存在的「少康專案」，運作期間將近十年，首先吸收解放軍大校邵正宗為「少康一號」，邵正宗退役時策反自己從前的上級少將劉連昆，接替成為「少康二號」。兩人在一九九九年先後被捕，因間諜罪被判死刑，同年執刑；臺灣派到中國的相關人員也因而在中國入獄，最後一名在二○一九年年初才獲釋返臺。

已然官拜將校，為何仍背叛自身所屬政權？

間諜小說泰斗、已故英國小說家勒卡雷曾在作品當中多次詳細描寫，一個人選擇成為間諜，不見得是認同某個政權、對另一個政權抱有敵意這麼單純。對原來就從事情報工作的人而言，這可能就是一份工作，關乎薪資、職銜之類與尋常企業員工相差不多的考量；而對原來不做這類工作但被吸納成為諜報任務一分子的其他人而言，決定入夥的原因可能更多。他們或許不完全認同「另一邊」的主政者，但對彼方的政治制度發展較樂觀、對己方的有疑慮；他們或許想透過這種手段，確保自己或家人未來能在其他國家安全穩妥地生活；他們或許得靠這個方式，擺脫掉自己原有的麻煩；或許，他們的理由更私己，例如情感糾葛、例如金錢欲望。

因此，他們「叛國」，或協助他者「叛國」。

是故，一個人「叛國」與否，從來就無法簡化為這人是否「愛國」──《叛國者》精準描繪圍繞「玄武專案」的角色群像，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考量和算計，因為自身處境、因為眼下利益、因為未來計畫，也因為所屬單位；反過來說，政治局勢牽動經濟市場，也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個人生活及人際關係，自然也就左右了角色的決定。

勒卡雷的小說《冷戰諜魂》裡，出現過這段文字。

「他們會知道這是一場賭局。他們會知道即使是計畫最周詳的諜報行動路線，也會因為人為決定的前後不一致，結果變得毫無意義；叛徒、騙子以及罪犯有可能會抗拒所有甜言蜜語，而受人尊重的紳士也有可能只因在公家餐廳吃到濕軟的甘藍菜，就決定犯下駭人聽聞的叛國罪。」這段文字不僅指出諜報任務的成敗有極大比例取決於參與任務的個人，也指出驅策個人行動的因素可能難以預料。以結果視之，不難指出某人在某時某地做出的決定因何緣故、是對是錯，但對那個人來說，身處某個抉擇片刻，決定的剎那可能是不加思索的倉促，或者包含更為複雜的評估。

這樣的故事，適合以小說形式敘述。

《叛國者》作者李志德長年從事記者工作，擅長的是紀實報導，但《叛國者》以小說形式呈現，相信有部分原因在於李志德決定不以「事件」為主，而是將視角拉到「個人」，替主要角色設定了不同個性、加入「玄武專案」的不同因由與思考脈絡，具體呈現角色之間如何互信與猜忌、謀利與排擠，時局的變化推拉了角色的行動方向，而角色的作為──無論緣於試圖替自己謀得權位、展露實力，或是對掌權當局的做法存有異議──也成為時局推進當中，或大或小的變因。

以「小說」角度審度，《叛國者》表現亮眼，不過，這故事也適合從另一個角度思索。

除了部分人名變造之外，作為一本「小說」，《叛國者》當中必然存在其他虛構，倘若想要了解實際的「少康專案」始末，必須查閱相關報導；不過《叛國者》仍詳實地重現了當年同處轉變時期的兩岸政局，如何影響對方以及影響個人。「保密防諜」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年代已經過去，但兩岸仍有間諜活動，加上科技輔助，情資竊取與傳遞的形式更加多元。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新世紀已轉為保守，共產黨政權對內的管控日益嚴苛，對臺則從未放棄吞併意圖，《紅色賭盤》、《紅色滲透》等書都能讀到中共當局如何迫使企業及個人為黨服務，以及對外用各種方式宣傳滲透，尤其是透過網路等媒介進行的認知作戰（其實，當年的《一九九五閏八月》一書，幾乎也是一種認知作戰）。《叛國者》發生在間諜活動正要出現巨大變化的年代，所以讀得到一些類似傳統諜報小說的情節（例如傳遞情報的方式），而更重要的是，《叛國者》點出，所有活動的關鍵都是「個人」，對於身處資訊洪流當中，認知作戰會在不經意間滲入生活當中的讀者而言，將這層思索納入日常，是不得不為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