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八年來的我們 張惠菁
二〇二三年雙十節那幾天，臺北市在東北季風的影響下，不時下起大雨。但是十月九日的下午，雨倒是停了，路面也乾了。凱達格蘭大道上的牌樓，在灰色的天空下亮著燈，動態變化著今年國慶的主視覺。這年的主題是「民主臺灣，堅韌永續」，主視覺的形狀，如一股扭轉連結的線繩。天色更暗下來的時候，開始有人在總統府前席地而坐，等待今年的國慶光雕展演開始。
今年光雕的主題是「致未來的她」。演員陳淑芳擔任口白，介紹出畫家陳進、導演陳文敏、詩人杜潘芳格等等，女性史角度的臺灣。在片頭和說明摺頁上，「致未來的她」字樣底下，又有「臺灣」兩字，因此看起來，「她」似乎也指涉著臺灣。用女性代名詞來指稱家鄉、國家，是常有的事，但「致未來的她」明顯了跳脫過往老派的「母親臺灣」形象。
臺灣第一位女性總統蔡英文的任期，已經來到最後半年了。這八年，臺灣經歷了很大的變化，世界經歷了很大的變化。這棟總統府建築物，前身是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的總督府，一九一九年完工。當時入駐的第一任總督（應該也是早期最後一任武官總督）是明石元二郎。在他之後，迎來連續八位文官總督，但到了一九三九年後，又再度由武官出任。戰後，臺灣經歷過一段艱難的時期，社會衝突，經濟不穩，還發生了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底，蔣介石從成都飛來臺灣。這棟建築物在一九五〇年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府。
過去有很長的時間，總統府前面的憲兵，頭戴著鋼盔，站在臺灣亞熱帶的太陽底下，頭不轉，眼睛不眨，不出聲，竭盡全力看起來像假人，彷彿他們存在的意義就是作為人形的界樁，區分內外，隔開閒雜人等。但兩年前，府前站崗的憲兵們卸下了長年以來的這個形式感，換上了黑色的機能服，變得像真人了。我們在側門邊等待時，一名牆內的憲兵警醒但不失禮貌地問我們什麼事？要找人？有聯絡上嗎？
在訪問中，我們不只一次聽到這樣的描述：蔡英文很關心人身上穿的衣服，待的環境。她改了隨扈的外套，自己也穿。她也改了空軍外套、海軍風衣，女總統穿著空軍外套的模樣、訪美時著海軍風衣走在空橋上的照片，都被大量轉傳。她也關心人待的環境好不好，看到軍營殘破，就啟動興安專案；看到工業區老舊，就要幕僚規劃產業轉型和進出廠機制。不過，在許多樂於指點他人的「大老」眼裡，這些都是小事，不入他們的法眼。社會大眾不只一次聽說過，某某政界大老如何不把蔡英文放在眼裡。這本書中提到的某位綠營大老也曾批評她「沒有戰略和願景」、「以解決問題為職志」。
結果在他們口中只懂解決問題的這位女性，是一位有魄力的總統。她的任內啟動了許多改革。這八年，臺灣在許多方面，發生了轉型。
蔡英文是臺灣民主歷史上的一個獨特人物。在臺灣必須轉型的這段時間，是由她，而不是由其他人來領導，也是個非常特殊的緣份。其實，這本書中所寫的許多事情，並不遙遠，正是我們的「當代史」——這個人，與這個時候的臺灣。
她在一九八六年，李登輝總統任內，開始參與臺灣對外的經貿談判，那時候她才剛滿三十歲。一九九〇、二〇〇〇年代，她在談判桌上，參與了臺灣嘗試加入國際經貿秩序的這一段歷史。但另一方面，對民進黨史而言重要的美麗島事件、組黨，她都沒有參與過。她的家人與她自己都沒有受過政治迫害，不曾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上街頭、喊口號。她在李登輝的政府中，擔任過行政院陸委會諮詢委員會委員、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在陳水扁的政府中，擔任過陸委會主委、行政院副院長。她到二〇〇四年才加入民進黨。在馬英九傳聞將投入總統選舉時，還曾經有人建議他說，找當時無黨籍的蔡英文當副手——可見她的形象，在當時有多麽地「不像民進黨」。
結果這樣的蔡英文，在二〇〇八年民進黨最低潮的時候，接下了黨主席。那時她的黨齡才四年。可想而知，她在黨內的領導並不穩固。就如江春男說的，「她的優點是和所有人都不一樣」，深陷陳水扁貪瀆醜聞中的民進黨，需要一個不一樣的領導者。但是一個和所有人都不一樣的領導者，如何領導一個黨？馬英九當選總統後，立即開始一系列與中國的談判。那年年底，陳雲林來臺，民進黨上街頭抗議，黨主席當然也必須參與。擅長談判的蔡英文初次街頭洗禮，就灰頭土臉。似乎是作為會談前協議的一部分，陳雲林所到之處不能出現中華民國國旗，拿國旗站在路旁的群眾被警察強制驅離，國旗被搶下。激烈警民衝突的場面，使國民黨為她冠上「暴力小英」的稱號。幕僚都說，蔡英文對被稱為「暴力小英」超級介意，但，敵人的朋友是朋友，被國民黨稱為「暴力小英」，有可能讓民進黨自家內部懷疑她的聲音少一點。另一方面，「那一次馬英九他們對國旗管制過嚴，變成我們的記憶。」幕僚說。反而是後來蔡英文任內的每年國慶，總有國民黨支持者批評主視覺上「國旗不見了」。
這位街頭經驗有限的民進黨主席，就算他人有些欺生，她卻不受擺布。陳水扁雖然正面臨司法調查，在許多支持者心目中，他還是他們的精神領袖。一次上街頭的場合，臺下的人對著蔡英文喊：「救阿扁！救阿扁！」她本來照稿演講，忽然停下來，對著臺下的群眾說：「各位支持阿扁的好朋友，我有一句話要跟你們說。」後來被視為英派大將的劉建忻，在那時其實也還不那麼熟蔡英文，看到這個情況大吃一驚，心想：「哇，這個主席超有guts（膽識）！」蔡英文接著說的話，大意是說：要救阿扁，民進黨必須先站穩腳跟，必須先活下去，強起來。
她用她的方式讓民進黨站穩腳跟。與其他擅長激情演講的民進黨領導人不同，她是個「政策控」。二〇〇九年夏天，她啟動了《十年政綱》的討論。從那時起，到二〇一六年上臺執政，這七年的時間，很可能是臺灣民主政治史上最漫長、持續的在野黨執政政策討論。她的眼睛看向解決臺灣長期的、結構性的問題。她對張景森說：「有些事看起來困難，甚至是不可能，但是目標十年，好好規劃，做正確的分析，訂出策略，慢慢去做，其實做得到。」有一個外界很容易忽略、看不見的政策研究團隊，跨越選戰週期，在小英教育基金會、智庫和民進黨政策會之間運作，進行著重要的討論。隨著這個政策團隊研究的議題，一路擴展，參與的人也越來越增加，在二〇一六年大選以前達到高峰：各領域參與討論、貢獻想法的學者專家有兩百多人，積極參與撰寫白皮書的學者有六、七十人；政策會的政治幕僚有二十多人，每個人都有三到五位密切聯繫的學者專家，隨時可以直接諮詢。經濟轉型、年金改革、長照、衛福、新農業、國防、外交，都在他們政策研擬的範圍之內，以十年以上的時間跨度在思考。那幾年，直到蔡英文的執政，其實是民主臺灣的「大規劃時代」。
這顯然和蔡英文本人的人格特質有關。她是一個講求邏輯、理性的人。她的幕僚告訴我們，遇到失敗的時候，她比任何人都冷靜。二〇一二年她敗選，票數開到確定落選時，幹部都愁雲慘霧，劉建忻說：「她一個人超級冷靜，開始分配任務，交代講稿內容，提醒不能讓支持者喪志，就好像她是總幹事一樣。」當她走到臺上發表敗選感言時，她也比臺下哭慘了的支持者更冷靜，甚至帶著一抹從容的微笑。前次在蔡英文敗選新北市時哭得很厲害的蕭美琴，這次也受了她的影響，影片中可以看到臺上蕭美琴清楚的嘴型，對蔡英文說：「主席，這次我沒有哭。」蔡英文的政治生涯有好幾次谷底回升，往往是在別人覺得沒希望的時候，她還在那裡穩穩做，有一天就翻轉了局面。
臺灣民主化走到了二〇一六年，各方面需要轉型的時候，是這位在談判桌上特別清明，擅長長期規劃的人成為總統，應該是我們獨特的機運。在臺灣，去殖民、民主化的歷程是漫長的。總統府原本是日治時期的總督府，很長時間是外來統治者的辦公室。「國家」曾經是一種威權，是統治者，甚至壓迫者。民主化之後呢？國家的角色應該是什麼？到了蔡英文的總統任期，這些問題需要被更深刻地思考。國家已經不是外來者了，但是，我們作為一個民主的國家，卻浮現更多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低薪結構、產業困境、高齡化社會、年金破產、電力與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當然還有全世界都面臨的氣候危機、地緣政治、數位極權威脅。其中不少是即便反對黨，也認同應該做的。就像馬英九也曾公開說，需要有年金改革，只是他的任內沒有達成。而蔡英文在任內啟動了年改，也有了初步的成果。
她是個擅長找到最大公約數的人。一位幕僚說：「你注意到嗎？她說話的主詞是什麼？是『我們』。」江春男說，她是經貿談判律師，不是法庭上的辯護律師，所以她看重的不會只在證明對方錯，而是找到可以往前進的方法。她在執政八年的最後一次國慶致辭中，先感謝反對者：感謝同婚反對者的包容，讓更多人可以成家；感謝公教人員對年金改革、勞工對勞保尚未完備的體諒，讓國家可以往前進一步。她有點像一個當家者，知道這個家有為了存續必須做的事，但也不會否認反對方也是這個家的一分子。她的「我們」的邊界是開放的，不將反對者排除在外。
不過，臺灣畢竟是一個意見分歧、人民不容易滿意的地方。臺灣在國際上的位置，也使得各方都在觀察她、傾聽她傳遞的訊息，她的每一次重要演說，都必須預設有國際社會、美國、中國這些隱形的聽眾。一路走來反對者眾、檢驗者眾，她似乎仍有這樣的信心，沒有放棄理性說服。彷彿她與所有人一起坐在談判桌上，就算形式再不利，還是她擅長的主場。
＊
人活在這世界上，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是誰。據傳，古希臘德爾菲神廟上銘刻有這樣一句箴言：「認識你自己」。
這個問題聽起來簡單，其實也有難以掌握的一面。在無數讓我們看不清楚自己面貌的原因當中，其中之一或許是：「我」從來不會只是我，而是與「我們」、與群體的命運交織在一起的。我們能否認識自己，與我們能否看清我們所在的群體、所生活的世界，與時代的走向，不免都有關連。
在寫這本書時，我們三個作者不時會感受到：我們正在寫的這件事，其實才不過是七年前、四年前、甚至不過是一年前的事啊！怎麼好像已經過了很久。許多事情，當時吵得不可開交，也過去了。甚至，時代就這樣轉過去了。這八年是變化劇烈的八年，甚至在一些領域是髮夾彎轉向的八年。生活在當代臺灣的我們一起經歷了這八年。
「我們」當中，有一個「她」，是一個特別的人物。女性，處女座，愛貓，很關心別人衣服穿得合不合身、住得好不好，失敗時特別冷靜，困難的事用十年來思考，在谷底也不放棄......。
有這種種特質的她，是否帶著臺灣從谷底走出了呢？是否讓臺灣在這是界上有了一個不同的位置、一些不同的方向？是否讓這個向來充滿紛爭歧見的島嶼，有了一個更大的「我們」呢？——在我們彼此之間，也在世界與我們之間。在容易遺忘的時代，過去八年，我們究竟一起經歷了一段怎樣的旅程？
這就是這本書試圖說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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