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600份檔案看懂中國　史學家馮客：像進到富有人家，發現他深陷債務

1985年夏天，24歲，主修歷史和俄文的日內瓦大學學生馮客（Frank Dikötter）來到中國天津，開始在南開大學的中文課程。彼時，政治強人毛澤東過世快十年，鄧小平主政下，中國逐漸褪去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狂熱，愈來愈多西方人試圖揭開這個東方國度的紅色面紗。

他對獨裁的好奇始於《安妮日記》，在這本回憶錄裡，他知道了歐洲在納粹擴張下的悲劇。那歐洲以外的世界是什麼模樣？當時的中國是除了北韓以外最封閉的國家，1949年建國後的歷史更甚少被外界書寫。

「我最大的恐懼是無知，」台北一個初春的早晨，馮客告訴《天下》，「如果你活在不知道過去的世界裡，那是真正的悲劇。」

他第一次待了2年。1988年，成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博士生的他又回到中國，見證隔年風起雲湧的天安門學運。他還記得一天上午在北京師範大學附近吃早餐時，看到民眾上街勸離試圖進城戒嚴的解放軍。然而，6月3日他搭上離開北京的火車，隔天清晨，軍隊就進入廣場了。

幾十年後，馮客重返中國，城市的天際線已被摩天大樓佔滿，但他感覺這個國家似乎未曾改變，少時的好奇依舊。於是他從1996年起，利用中國修改檔案法，開放上千份毛澤東時代的文件，走訪大陸各地十多個檔案館，寫成《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系列的「人民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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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客從檔案挖掘現代中國的歷史，另闢了一條了解現代中國的蹊徑。

「證據是最重要的，他能告訴你原本不知道的事，」馮客說，研究不只是尋找支持自己推論的證據，而是閱讀從未讀過的資料，從這些新證據產生新問題，再讓你思考從未思考過的事，「而我非常享受這一切。」

這位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家之一，接受《天下》專訪。以下為專訪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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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花了多年時間走訪中國10多個檔案館，並參考約600份官方檔案寫成這部著作。你為什麼如此重視這些檔案？

答：這就像有個開著豪車的人，宣稱自己很富有。而有天我被允許進到他的房子，查看他的個人檔案和銀行帳戶，發現這個人實際上深陷債務。

向上報告可能虛假，向下調查保留較多事實

檔案之所以重要，因為在共黨體制下，單位需要向上「報告」和向下「調查」，前者可能存在虛假，而後者保留較多的事實。藉由查閱不同部門撰寫的檔案，你可以穿透光鮮亮麗的發展表象，看到當年的實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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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份未曾公開的檔案，就顯示1980年代湖北一家銀行調查某個縣財務時，發現每個黨員的帳戶都有銀行主動提供的貸款，平均1000人民幣。有些官員忘了帶錢包出門，就直接到銀行去要錢。另外，即便中國在1980年已加入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但政府仍支持企業仿冒外國產品，因為仿冒是追趕最快的方法。1983年，化學工業部和農牧漁業部就曾發布文件，要求對仿製外國藥品一事保密。

查閱這些檔案往往很靠運氣。許多年前，我曾去廣東省檔案館查一批中共建國初期的檔案，而一週後，新負責人來了，就不再讓大家查閱了。我只能再去其他地方碰運氣。

問：改革開放40年後，中國在經濟上有顯著的發展和開放，但為什麼你認為在政治上沒有太多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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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共始終堅持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並把它寫進黨章。

換而言之，他們強調的是壟斷權力和保持社會主義體制，沒有任何一個中共領導人支持過「三權分立」。

整個1980年代，中共幾乎每3到4年就有一次反對自由化的政治運動：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再到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江澤民上台提出的「三個代表」——中共始終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也強調共產黨主宰包括商業等一切領域。

當今中國設計師是江澤民，不是鄧小平

實際上，江澤民才是當今中國的設計師，而不是鄧小平。是江澤民提出「走出去」的戰略，鼓勵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是江澤民在私營企業裡設立黨委；也是江澤民宣稱要提防西方「和平演變」中共體制的圖謀。在這些方面，習近平是江澤民忠實的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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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中共始終固守「四項基本原則」，確保一黨專政。但在經濟上，他們成功將毛澤東時代不健全的集體經濟，轉變成典型的社會主義經濟，並利用1990年加入WTO的機會，讓中國經濟和世界接軌。

不幸的是，這個故事已經告一段落。取消集體化、吸引外國投資，和出租土地給外企等容易的改革選項已經用完了。困難的改革是允許完全的私有企業存在，以及獨立的司法體系，然而在「四項基本原則」下，這非常困難，尤其中共始終強調「政治第一」。

問：你認為中共領導人對「改革開放」並沒有明確的長遠規劃，這些不完整的改革，造就中國經濟哪些結構性問題？

答：中共領導人有個清晰的願景，歷經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後，他們不願意再回到集體經濟，希望轉向社會主義經濟，和重建共產黨在「造反」運動中被削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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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此同時，他們並沒有一套如何達成目標的明確計劃。

因此趙紫陽任內允許國有銀行對地方政府放貸的改革，反而導致各地黨委書記不計成本地舉債建設；各地為保障自己的經濟發展，強行控制原物料流動的現象，也造成貿易壁壘。

中國是以債務驅動的經濟成長模式：投入資金後，以此創造生產的幻象。社會主義經濟下，配置資本的是國有銀行，他們根據政治要求對特定企業大量投資，使他們成為巨頭，但這也會造成長遠的債務問題。

雖然政治第一，但不可能回到毛時代

問：隨著習近平邁入第三個任期，中國對外開放的程度下降，有些中國人形容自己好像回到了毛時代。你認為中國可能走回頭路嗎？

答：我不這麼認為。

習近平並不是毛澤東，今天的中國也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你要把民眾趕回人民公社，要把所有的企業置於國家控制之下，這是難以想像的。同時，今天的中國很大程度仰賴國際貿易、外資和外國產品。舉例而言，如果波音公司決定不再向中國銷售零組件，那機場都要關了，晶片的議題也是如此。

問：你認為台灣該如何客觀評價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

答：美國有個經濟學者叫薩繆森（Paul Sameulson）。冷戰時期，他曾在自己編寫的教科書裡預測蘇聯的GNP將超越美國，每次再版時都強調這點。然後，蘇聯在1991年解體了。

一黨專政的國家都善於展現自己強大富有的一面，並隱藏底下的破敗。因爲這樣的政權沒有透明度，沒有責任政治，也沒有言論自由。

所以作為政治人物，千萬不要高估或低估你的對手。你應該看到世界的真實面貌，而不是你希望它成為的樣子。

（責任編輯：黃韵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