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創新高、順差卻衰退」，這樣的怪象，背後的意義不容忽視，台灣自二十一世紀以來，長期透過壓低匯率、刺激出口以帶動經濟成長，這項用「貿易順差」當作經濟成長動能的作法，恐怕走到瓶頸了。而這也正呼應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在兩個月前被各界忽視的提醒，一道關於「內需」重要性的預警。
八月二十九日，央行發布《台灣國際收支資金淨流出的說明》報告，針對台灣長期資金淨流出的現象做說明。在一連串專業術語和艱澀計算公式的轟炸之下，一般民眾很難讀完這十三頁報告；也因此，楊金龍藏在最後三頁的幾句警語，沒有受到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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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明確呼籲：擴大內需引擎
「經濟仰賴外需易受國際景氣波動衝擊」、「當前全球貿易衝突升溫⋯⋯，可能衝擊全球貿易量及經濟活動⋯⋯。擴大內需引擎，可適時減緩外部衝擊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全球金融危機後，港、星、韓採內需為主之成長策略，致經濟成長的降幅均小於台灣。」報告裡這麼寫道。
簡單地說，經濟仰賴外需，基本上就是仰賴「進出口貿易順差」。這份報告的字裡行間，央行明示台灣經濟過去走在「外需優先」的路線上，也呼籲著台灣未來必須思考「內需」這條新路線。
這不是央行第一次拿「內需」作文章，但，這是央行最明確也最急迫的一次呼籲。
一五年八月，全球經濟疲軟，時任央行總裁的彭淮南提出《當前台灣經濟成長動能減緩原因與對策》報告，提到「建議擴大財政支出」。在GDP（國內生產毛額）的計算公式中，政府支出就是屬於內需的一環。不過，當時央行只把這帖藥方視為「短期刺激」，整份報告沒有任何「內需」字眼。隔年年底，央行在理監事會議會後資料中，才明確強調應「促進投資以擴大內需」，但主軸仍放在擴大基礎建設投資。
進入楊金龍時代，今年四月二日，在立法院備詢的資料上，央行首次將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長率以○八年作為分水嶺，比較「一九九八年到二○○七年」與「二○○八年到二○一七年」兩個區間的差異，並把台灣經濟成長率降幅明顯高於其他三小龍的事實，與內需產業的不足做結合，指出「港、星、韓的內需均為主要的成長動能，貢獻度為台灣兩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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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台灣不能再依賴出口
攤開央行在報告中引用的數據，比較台灣與其他亞洲三小龍將近二十年來的經濟路線與成果，的確，○八年前、後相比，台灣是四小龍之中唯一一個經濟成長率衰退超過兩個百分點的國家。○八年以來，四小龍每年由內需貢獻的經濟成長率，台灣平均約一．四個百分點、韓國二．七個百分點、新加坡三．三個百分點、香港三．四個百分點。央行口中內需不足帶來的經濟成長落差，一覽無遺。
到了八月二十九日，一份回應台灣資金外流的報告，央行不僅繼續強調「內需」的重要性，更進一步指出台灣必須走向這條新路線的急迫性──全球貿易衝突升溫，「擴大內需引擎，可以適時減緩外部衝擊對國內經濟的影響。」
「台灣經濟，真的必須調整路線！」郭世明篤定地說。他是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資深新興市場編輯，○九年二月，這本雜誌以專文點名台灣是「全球最醜經濟體」，報導的第一句：「台灣是全世界最仰賴出口的國家！」當時，郭世明駐點印度，負責在第一線觀察亞洲新興國家，隔年他轉進香港，進一步鎖定華人經濟體。
貿易戰火起，低匯率政策無以為繼
本名Simon Cox的郭世明，一四年曾轉職到美國紐約梅隆銀行資產管理部門，擔任亞太區投資策略師，一六年回到《經濟學人》。因為長期關注華人經濟體，他給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並常受CNBC、彭博等重要財經媒體邀約談論亞洲情勢，甚至還是中國「李克強指數」的創始參與成員之一。
相對於○九年初《經濟學人》給台灣的「全球最醜經濟體」封號，這一回，郭世明用更加強烈的字眼提出他的觀察：「台灣正走在一條非常危險的道路上！」他接受本刊採訪時這麼說，「若只想依賴出口，這樣的經濟路線遲早會走不下去。」
「（高度依賴出口）這條路線，首先會遇到來自美國的壓力⋯⋯，」郭世明表示，美國財政部正在緊盯各個有匯率操縱嫌疑或貿易大量順差的國家，「台灣目前還沒有被真正盯上，但就算美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終，台灣的順差也會讓其他國家無法容忍。」
「你們的貿易順差，竟然能占GDP的十三％，這是很誇張的數字。」郭世明用數據表達他對台灣經濟結構的詫異。這個數字是台灣長期以來用出口導向策略刺激經濟成長、蓄意造就的「成果」，但卻不是國際上該有的常態，尤其在貿易戰火延燒下，貿易上的政策干預更容易被放大檢視。
以美國十月十八日最新公布的外匯政策報告來說，美國現階段衡量匯率操縱國所採用的三項指標，台灣只符合其中一項「經常帳順差占GDP比重超過三％」，台灣因此未被納入匯率操縱榜，是繼去年十月被除名後連三度未上榜。這樣的結果雖然值得高興，但背後仍藏有重重隱憂。
十月二十六日，一場貨幣政策的研討會上，央行副總裁嚴宗大說：「在這一次美國的匯率報告，央行也看到美國未來有可能會引用一九八八年的《綜合貿易與競爭法》來衡量貿易對手國的匯率走勢、匯率機制⋯⋯。」在新的篩選條件下，無論台灣會不會重新登榜，「加速貿易平衡」對台灣來說，已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貿易順差的路線走不下去，來自國際的政治壓力固然是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國際間保護主義蔓延下，出口產業的利潤將壓縮，很快地，藉由出口所能創造的經濟效益將大打折扣，想要繼續走在同樣的路線上，勢必越來越舉步維艱。如同今年第三季「大量出口、賺的錢卻變少」的現象將一再上演，也呼應楊金龍「全球貿易衝突升溫，應擴大內需引擎」的說法。
「同樣路線再往下走，台灣最大的危險，就是靠出口能換到的利益越來越少，而理應取而代之的『內需』產業，卻沒有得到充足的發展。」郭世明說出他的結論。
換路線、拚內需，這是央行與《經濟學人》給台灣經濟的共同解方。但是，怎麼換？怎麼拚？
用匯率政策刺激出來的經濟結構，理當從匯率政策開始著手，但在八月底之前，央行對刺激內需的論述，始終鎖定在政府擴大支出、營造有利投資環境的層面，也就是「與央行政策無關」。不過，九月之後，情況或許將有所改變。改變的基因，來自一位大炮型央行理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陳旭昇。
瞄準八月底央行那份十三頁的艱澀報告，九月十一日，陳旭昇在自己的部落格發表《草包族經濟學》一文。他首先給予肯定，「央行能體認到『台灣經濟過度仰賴外需』這樣的問題，實屬難得。」可以看出，在「國內需求」對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性上，陳旭昇和央行是站在同一邊的。
大炮理事：央行難道不該為過度仰賴外需負責？
但是，話鋒一轉，他質疑這個經濟問題「孰令致之？央行該為此負起怎樣的責任？央行該如何透過貨幣政策解決這個問題？」他認為，央行不該兩手一攤，只是開出一堆「與央行無關」的藥方，把問題推託給政府其他部會。陳旭昇槓上央行的這段過程，被各界解讀為「央行內訌」、「自家人打自家人」。
「不過，我一直以來就是期待這樣的政策辯論，這是好事。」一位資深金融業者表示。楊金龍接任央行總裁，先是在總統府主導下，重啟了央行在前任總裁彭淮南時代終止多年的「聘用外部副總裁」傳統，隨後更聘請了一向對央行貨幣政策炮火猛烈的陳旭昇擔任理事，開始囊括多元意見，不再走「一言堂」路線。「能夠出現這樣『不同的聲音』，對央行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好事，指的是「貨幣政策的正確方向有機會越辯越明」；如今辯論發生了，結果呢？雖然還不十分明確，但確實看到了一些轉變跡象。
九月，作為對陳旭昇《草包族經濟學》的回應，央行提出一份《補充說明》，雖然還是一堆專業術語和計算公式，但在報告中首度表示：「台灣出口以中間財為主，出口對進口的引申需求大，因此，匯率變動對進口的影響將抵銷其對出口之效果；整體而言，匯率對貿易餘額之影響不若以往。」終於，在從出口導向轉為注重內需的論述中，央行進化到願意探討「匯率政策」的層次。
央行所說的，正是台灣為何不適合一味地用低廉匯率刺激出口的關鍵。台灣是個原物料、勞動力進口國，在資源匱乏、仰賴進口的情況下，壓低匯率去刺激出口成長，必然得承擔進口成本提高的後果。
換句話說，新台幣匯率越低，即使能持續刺激出口成長，但成本也同時提高，最終，每出口一單位產品的附加價值會越來越少，整個產業結構會越來越「窮忙」。
而央行同時也提到，「整體而言，匯率對貿易餘額之影響『不若以往』。」這個「不若以往」，正是郭世明眼中台灣問題的真正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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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已開發國家，卻守著落後國家思惟
在他的眼中，台灣是相當富裕的國家，人均GDP遠高於世界銀行定義的「富裕國家」標準。然而，「你們這個富裕國家卻有著非常奇怪的現象，一個貧窮國家才會有的現象，」郭世明挑明了說：「貨幣十分廉價，匯率持續被壓低；這或許是為了刺激出口，但，完全忽視內需市場。」
郭世明解釋匯率和內需之間的直接連動。當本國匯率被刻意長期壓低，收受金額不是用外幣計價的產業，便蒙受其害，也就是，「除了出口產業以外，剩餘大部分的產業，都是低廉匯率的受害者。長久下來，企業老闆會更加專注在發展可以外銷的商品上，壓低在內需產業的投入。」郭世明認為：「長期壓抑的匯率，扼殺了台灣內需市場的成長。」
郭世明進一步分享他長期觀察新興國家的成長模式。一個仍在「開發中」的國家，透過壓低匯率可以提高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藉此搶進國際市場，換得一些國際投資與技術學習的機會，提升國內整體生產效率。在這個階段發展的產業，以勞力密集、出口導向為主，至於「學費」，就是「壓抑內需」。
一段時間之後，當整個國家的產業已擁有足夠技術水準與生產效率之後，不再需要壓低匯率以求得學習機會，就該開始轉往發展技術、知識或資本密集的產業，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價值。
另一方面，外銷產業過去靠殺價競爭創造出來的貿易順差，會累積大量的外國貨幣，他們把這些外幣換匯回國時，推升本國貨幣逐漸升值，最終將經濟發展的主軸，從外銷拉回內需導向。
但台灣在外銷轉型成內需導向的過程中，斷鏈了。我們經年累月的貿易順差，沒有反映在貨幣價值上，而是堆積在央行行庫裡成了外匯存底，匯率因此處在同樣水位，成為別人眼中的「廉價貨幣」。二○○○年以來，新台幣大部分時間處在三十到三十四兌一美元，僅區間震盪，但我們的外匯存底，卻從二○○○年初的約一一○一億美元，成長超過三倍，在今年九月底達到約四六○四億美元。
過去，低匯率政策成功刺激台灣經濟起飛，這份成就有目共睹，但當台灣從開發中國家躋身已開發國家，我們手握富裕國家的門票，卻死守著貧窮國家的作法，繼續用出口導向的低匯率思惟打造台灣的經濟樣貌。結果就是：我們擁有成熟的出口產業，匯率卻停留在新興市場的狀態，內需產業無法成長茁壯。我們換了位置，卻沒有換了腦袋，這，就是郭世明眼中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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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低廉，人才外流罪魁禍首
新台幣匯率究竟有多廉價？最好的例子便是如今大規模外流的人才。台灣薪資水準長年停滯，是不爭的事實，但若要讓年輕人決定出走，除了薪資，也必須考慮匯率因素。新台幣兌美元是三十比一或是二十五比一，對於一個正在思考要不要「逃離鬼島」的年輕人來說，絕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在台灣起薪大概三十多K，但來香港同樣的工作卻是兩萬港幣起跳，如果可以留在台灣工作，誰會不想？」這是一位在香港從事金融業的年輕人的心聲。看著想留在台灣工作卻無法留下的年輕人，匯率的影響可見一斑。遺憾的是，台灣身為一個擁有成熟產業的貿易順差國，貨幣的確有升值空間，也應該升值，但我們卻政策性地把匯率壓低了。
最糟糕的是，即使一味地繼續守著低匯率、犧牲內需產業、任由年輕人外流，這樣的作法打造出來的外銷產業，也依舊免不了面臨成長停滯的困境，若以為第三季的「出口大躍進、貿易順差衰退」只是短暫現象，恐怕是太樂觀了。
如同央行九月《補充說明》中提到的，低廉的匯率會提高進口成本。我們的出口產業在原料、設備上，不可能全由國內供給，成本提高是壓低匯率必然伴隨的壞處；另一個低匯率的副作用，則在於研發支出的減少。
一篇由陳旭昇所撰寫的論文《Exchange rate undervaluation and R&D activity（匯率低估與研發活動之關聯）》提到，「『匯率低估』會讓本土企業進口機器設備的成本提高，企業為了壓低成本，只好降低投入研發設備的意願；當企業研發裹足不前，將不利於國家整體科技發展，最終使經濟成長出現趨緩、停滯的現象。」
陳旭昇不僅點出企業在成本提高後會降低投入研發支出的意願，也表明了這將是足以影響國家經濟成長動能的隱憂。
當然，「匯率低估」最大的副作用，還是在於對內需產業的壓抑。而當「出口產業」這架「舊引擎」無可避免地逐漸使不上力，理當遞補上來的替代引擎──「內需產業」，卻無法投入運轉，便演變出最糟糕的狀況，這就是郭世明口中台灣正一步步往前邁進的危險道路。
全球最醜經濟體，十年來依然故我
如今，許多跡象可以看出央行漸漸有些轉變，諸如願意談論的範疇、人事任用，或者願意讓副總裁出席民間舉辦的研討會等等。十月二十六日的那場研討會上，過去針砭央行不遺餘力的央行前副總裁許嘉棟便表示：「有看到央行作風在轉變，這是很好的一個轉變。」
央行好不容易跨出的步伐，是正視內需產業對於經濟成長的貢獻不足，導致台灣落後其他三小龍越來越多，並坦承匯率政策將越來越難刺激貿易順差。針對央行提出的「增加國內投資，擴大內需引擎」，要促進內需產業成長，這的確不可或缺，然而，上述政策如果想要真正起到效果，鬆綁匯率「阻升」這道緊箍咒，才是最迫切重要的。
回到二○○九年二月《經濟學人》給我們的「全球最醜經濟體」封號，如今，近十年過去了，台灣這段期間以來仍死硬走在同樣的路線上，撇開風險高度集中不說，我們換得的是薪資停滯、人才外流、內需產業裹足不前，而即使犧牲這麼多，出口貿易能推動的經濟成長，也已走到盡頭。
十年後的今天，《經濟學人》再次提出了他們對台灣的看法：「出口產業成長停滯、內需產業無法振作，台灣正走在一條危險的道路上。」這一次，我們下定決心要做出改變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