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羅尹悅

一場超過10年的醫療科技神話,媒體在這神話創造的過程裡推波助瀾,但也是日後扮演抽絲剝繭,揭穿這則看似神話,實則騙局的關鍵角色。2003年,不到20歲的伊莉莎白.霍姆茲(Elisabeth Holmes)提出新穎的血液檢測方式,創辦Theranos[1] 號稱使用一滴血就能做到200多種血液檢查,巔覆傳統,如此一來能大幅減少醫療保險支出,為醫療產業開創新局。

2013年,第一篇霍姆茲的媒體專訪刊出,報導中將其譽為「下一個賈伯斯,或是比爾蓋茲」。報導刊出的時間,精確地選在血液檢測服務正式商業運作的那一天。第一篇報導,吸引更多媒體的關注,也引進更多的投資挹注。

這股投資潮到2015年,健康醫療報導記者約翰.凱瑞魯(John Carreyrou)注意到整件事的不尋常,他最主要的質疑在於「沒有同儕審查數據可佐證」。於是,在Theranos聲稱要擴展更多檢測項目,像是HIV、茲卡病毒等之際,凱瑞魯也展開調查,訪談相關人物。調查期間,不論是報社、凱瑞魯本人、甚至是受訪者都受到Theranos的施壓,但戳破神話的第一篇報導仍於2015年入冬之季問世。2018年,這場總價達90億美元的神話,隨著霍姆茲以詐欺罪之名遭到起訴而破滅。創造該神話的首篇媒體專訪,與還原真相的調查報導,皆出自《華爾街日報》。

該事件恰恰詮釋當媒體與科學合作時,所能產生的影響力,引起大眾關注或是帶來資金利益。即使媒體與科學處於對立面,同樣能為公眾帶來利益,在這個故事中是事實的揭露,避免民眾受到不實血液檢測的誤導,或是延誤就醫。科學和媒體之間的互動常是公眾科學傳播探討的議題,就整體公眾利益的角度,最大利益的創造可能是「既合作又競爭」的科學媒體互動關係。

兩種相互衝突的文化碰撞

「科學」與「媒體新聞」兩個領域之間的關係,常被形容成「水與油」般的無法相容,科學強調嚴謹精確、媒體追求像是時效、重要、趣味等新聞價值與吸睛,於是兩者之間的差異,也常被形容為無法跨越的「距離」與「隔閡」。

學界的運作具有較強的內規,學術同儕扮演重要的角色。科學研究者的養成,經過嚴謹的訓練,最後獲得學位作為證明。與「同行互動」是學術日常的一環,舉凡出席研討會與同儕交流,學術聲望的認可也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同儕審查」。這意味著大部份的學術傳播對象,是同儕或是學生同質性較高的群體。自成一格的運作方式,一方面讓科學知識的發展過程逐漸專門化,甚至在某些領域甚至遠遠地抽離生活日常;在另一方面,這套強調同儕審查的自主運作,也讓學術界在知識生產的過程中抵禦可能來自外界的影響力,像是貪汙、金錢與權勢。

相對而言,媒體工作者不僅基於新聞專業素養,也要能掌握大眾視角,從而決定何者為重要議題,並以簡潔生動的方式呈現,使訊息有效傳遞。媒體從業人員的角色,是創造事件本身與受眾的連結,並且引起受眾對內容的共鳴。

當科學與媒體兩相結合,成為「科普」、「科學新聞」,或是涵蓋更廣泛領域的「公眾知識溝通」、「公眾科學傳播」之後,在資訊傳達的取捨中,科學與媒體對彼此的期待出現落差。

公眾科學傳播:科學與媒體的交集

這種落差首先出現在傳播內容的呈現。科學家傾向認為大眾傳播為科學教育的延伸,媒體應該為科學服務,協助傳遞知識,或是藉此進行公眾教育,期望媒體報導也維持著學術中的精確性。例如,科學家對於採訪的媒體或是引用的媒體報導,自然會希望對報導內容謹慎確認。對於媒體人而言,理所當然地覺得媒體內容是屬於他們的專業範圍。他們的目標讀者涵蓋各個年齡層,認為科學家要求精確的結果,最後可能會削弱傳播效率;而追逐著新聞時效性的媒體人,使他們覺得科學家所要求的審稿,最後會讓報導還來不及成為新聞,就已經是歷史。

再者,有別於媒體從業人員對於資訊受眾的定位,科學家將傳播對象視為「學生」,因此在科學傳播的型態上,科學家更傾向用「家長式」的大眾傳播風格。對於希望爭取更多受眾的媒體人而言,「上對下」口吻的報導內容,難以引發受眾的共鳴。

部落格、臉書、Twitter或是YouTube這類允許作者自創內容發佈的平台,被視為還給科學家發聲權,使科學家能夠主導傳播內容,不需要依賴新聞記者、或是媒體人與大眾溝通。然而兩者之間,依舊無法各走各的陽關道與獨木橋。新聞媒體擁有長期培養廣大的觸及率,是科學家個人傳播管道難以望其項背;新聞媒體在處理專業新聞時,仍需要有專家作為引用來源為報導內容背書。而新聞媒體對於報導事件的客觀與批判性,恐怕是科學家最難以取代的功能。

媒體與科學,亦敵亦友的競合關係

正因為學術界的運作方式難以為外人所理解或置喙,基於公眾利益,更需要媒體的協助與監督。而科學與媒體的理想合作,能夠讓訊息公開且透明。可以說,媒體與科學之間存在亦敵亦友的競合關係。

從合作的角度,科學界需要倚重媒體的大眾觸及率,解開對於科學的誤解,例如對抗流行疾病、或是正確的健康保健觀念。在科學領域的重大突破,也需要借重媒體的報導,以客觀的角度彰顯重要性,作科學研究的啦啦隊。對媒體而言,處理專業議題時,需要科學界為傳播內容提供具有公信力的保證,或是提供專家諮詢意見。公眾需要媒體的「翻譯」與報導,讓訊息得以被傳播。

過度合作的結果,卻可能造就如2013年至2015年所發生的醫療科技神話,媒體疏於對科技提出批判,於是造就了一場騙局。對於學界而言,同樣也可能在追求媒體傳播效益的同時,喪失學術自主性,像是倚賴媒體聲望作為學術名聲,或是為追求更高的媒體曝光率,選擇媒體會喜歡的研究議題,遺忘學術對於探究未知的初衷,成為德國社會學者彼德.旺格特(Peter Weingart)所提出的「科學媒體化」(medialization of science)。過度合作,讓媒體與學術都失去了自主性。

在競爭的立場上,科學家仍然必須保持對媒體內容的批判,以確保內容的正確性。媒體也必須保持對科學內容的批判性,像是揭發科學研究背後的利益衝突。當科學界集體對某件科學事件沉默、或是無法發聲時,媒體工作者掌握實情後,基於專業與倫理,都須讓公眾知道真相。

如本文前述的Theranos神話破局、如披露尼古丁致癌的事實、南韓科學家黃禹錫的幹細胞造假案等,這些重大科學爭議事件,都是透過媒體的報導和查證,讓曾經被視為是「雜音」,因而被驅離實驗室遭到噤聲的科學家,得以道出逆耳的真實之言,讓民眾知道尼古丁致癌的事實、打破盲目崇拜的瘋潮、或是避免因為造假的醫檢數據而延遲就醫。

科學和媒體的並行運作,展現公民社會與專業團體之間經過溝通協調後,促成最大公眾效益,也展現專業自主性,成為彼此的「防腐劑」。同時在這個過程,深化整個公民社會的民主思維,確立個體利益與大眾利益之間的分野和道德界線。

在多元的科學傳播領域中確立自身價值

隨著資訊流通開放,科學詞彙散布在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進入民眾的日常語言,甚至成為流行,像是DNA、蟲洞、黑洞理論,之所以能夠成為風潮,媒體的報導、流行文化、甚至商業行銷是不可忽視的助力。這意味著,多數民眾離開校園的正規教育後,公眾傳播領域是民眾能夠持續接觸科學知識的管道。

在談論公眾科學傳播時,習慣上還仍以學術界和媒體界作二元劃分,在實務面上,其實還有更多的要角共同參與著整個公眾溝通過程,像是企圖媒合科學與媒體兩個群體的平台組織,任職於科技相關組織,專責公共關係的人員,或是負責科學研究組織對外溝通的工作者,乃至科技醫藥產業中的公關部門等,不論是帶著政治訴求的知識溝通、或是帶著商業行銷的科學傳播,都讓整個科學傳播領域變得更加多元,也讓傳播策略變得更為精緻。

也是在這樣一個多元的介面中,科學、媒體、公關等各個參與角色,更需要思考自己在科學傳播中的獨特性與專業自主性,確立自己無可取代的價值。在彼此間的競爭與合作間,專業性會被強化,滋養多元環境的沃土。

註釋:

[1] Theranos是一家於2003年創立的醫療血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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