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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疫情

法國『世界報』:武漢P4病毒實驗室是否發生過泄露 ?

武漢爆發的新冠病毒可能是一個“完美的生化武器”,或者是“實驗生物武器時出了差錯”,這種說法在全球社交網絡超級流行。似乎又得到過一位美國前國際法教授弗朗西斯,博伊爾(Francis Boyle)的證實。6日出版的法國『世界報』力圖對這一指稱的真偽進行甄別。

世界衛生組織稱,中國百分之七十的感染者已治癒。該照片3月9日拍攝於北京機場。
世界衛生組織稱,中國百分之七十的感染者已治癒。該照片3月9日拍攝於北京機場。 REUTERS/Thomas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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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報指出,網絡多如泉涌的文章源自一個2020年1月30日博伊爾接受地緣政治與帝國Geopolitics & Empire的訪談視頻,訪談有意選擇了陰謀論,焦慮和世紀末的視角。談到冷戰,深度國家,經濟危機的幽靈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可能性。

『世界報』對這一專訪視頻剖析後指出,前國際法專家在這一隻有三十分鐘的訪談中,把專家鑒定,混淆不清的論述以及陰謀論者的推斷攪纏在一起。博伊爾本人也承認,他並非真正的傳染病毒專家,他從網上汲取眾多信息,他的結論是建立在奧卡姆剃刀原理基礎之上,即最簡約的是最好的。但這並未影響他的指證被網絡大規模轉發。博伊爾的說法真偽如何,『世界報』就他的說法一個一個進行了辨析。

武漢存在着一個致命的病毒研究所嗎 ?

博伊爾稱,如果你想知道中國是否存在着一個P4實驗室,你去谷歌搜尋,武漢排在這一名單的最頂端。

沒錯。博伊爾的說法無誤,但他作為專家引用的信源令人吃驚。中國武漢的確存在着一個高度密封的病毒實驗室,也就是中國毒性程度最高的病毒研究所,它屬於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在全球範圍,這樣級別的病毒研究室僅有50幾個,中國北京和哈爾濱也已計畫興建。武漢病毒所2015年修建完畢。2017年8月開始,該所主要對埃博拉、尼帕等病毒研究。中國十幾年前發生的SARS病毒也在其研究之列。

武漢科學家是否使得sars更具有致命性

博伊爾稱,他認為武漢的病毒專家對sars進行研究並試着改善其成分,也就是說,使其變得更具致命性。根據最新報告,新冠病毒的致死率達到15%,這遠高於sars,而且傳染率高於83%。

錯。這一指稱首先遭到了武漢病毒所的駁斥。科學家迅速取得的眾多研究成果也佐證了武漢科學家的說法。該病毒的基因組序列顯示不可能是人工合成。因此,華盛頓郵報引述羅格斯大學化學和化學生物學理事會生物學家理查德·埃布萊特(Richard Ebright)教授表示,有關新冠病毒是一個人工製造的並且是故意傳播的生物武器的指稱絕對可以排除。

而且博伊爾教授引用數字一塌糊塗。如果說,15%的病死率在新冠病毒疫情初發期曾被提及,隨後這一比例很快大幅度降低了下來,一個反向調查提出,無癥狀患者並沒有計入這一統計,根據世衛組織最新統計,新冠病毒死亡率大約在3.4℅,感染率在1.5%到3.5%,遠比sars的9.6%和2.8%低。總之,與陰謀論宣稱的相反,根據已知的,新冠病毒遠不如sars致死性高,感染率也不如。

所有P4研究室唯一的目標都是為軍事服務?

博伊爾稱,所有P4研究所,無論美國,歐洲,俄羅斯,中國,以色列,其目標都在於試驗開發進攻性病毒武器,除此之外,別無理由建設這種病毒研究所。

錯,絕大部分P4病毒研究所是民用的,它們的使命首先是公眾健康。研究最致命最具傳染性的病毒以及找到治療方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武漢疫情危機凸顯了這一民用角色。武漢病毒研究所強調找到了包括病毒基因編組、病毒株鑒定等一系列有利於開發疫苗和藥品的關鍵發現,創建動物測試模型及診斷病患模式。

雖然不能否認存在着軍事用途的P4實驗室,但至少從公開的信息判斷,它們的作用是防衛性質的。這正是位於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美軍基地內的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的功能 :該所從1969年創立以來,它的使命在於保護美國軍人免受生化威脅。在發生炭疽攻擊後,此類實驗室在2000年代大批興建。在法國,2013年成立了軍備領導實驗中心,其功用在於應對核威脅,核輻射,細菌戰和化學戰威脅,以及演變中的病毒威脅,並保持技術上的領先。

中國從加拿大偷走了冠狀病毒株嗎?

博伊爾稱,一些報道顯示中國科學家從加拿大一座實驗室偷走了與新冠病毒有關的物質。

錯。博伊爾在這裡的陳述被加拿大公共衛生局(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公開否認。博伊爾的混亂可能來自於2019年8月加拿大向北京提供了一個埃博拉病毒和尼帕病毒株。

P4病毒所能夠製造進行攻擊的生物武器嗎?

博伊爾稱,根本上講,P4病毒研究所的作用就在於通過基因工程開發用於生物戰爭的進攻性武器。

他的說法沒有任何證據支持。直到目前,除非誰能拿出真正相反的證據。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拿病毒作為進攻性武器。正如軍備控制與不擴散中心研究員克洛茲Lynn Klotz在2017年度報告中所言,從策略上和軍事上而言,使用具備潛在的可廣泛傳播的病毒並不是一個非常好的武器,因為病毒本身具備的高傳染特徵,最終會像飛來去一樣反射回發射者身上。在他看來,這樣的武器大約只是絕望國家或恐怖主義集團手上的賭注。

但這並不意味着製造進攻性生物武器的可能性不存在。科學界從十年前一直擔憂,一種病毒的大流行是因改變了病毒的遺傳基因引發的,這裡指的是H5N1禽流感的情形,它的死亡率預估差不多百分之五十。但從它的自然形態看,這一病毒不可能在空中傳播,但是在2012年,日本和荷蘭兩家P4病毒研究所通過實驗,使這一病毒可以通過空氣傳播,致使病毒變得更加危險。

不當地使用病毒的威脅始終徘徊着。但就H5N1而言,研究人員並不存在陰險的企圖。他們主要是為了證實病毒的突變性以警告衛生負責人必須為該病毒未來可能的大規模流行做好準備。

武漢病毒所是否發生過泄漏?

博伊爾稱,“我不說這個病毒是有意被釋放到自然界的,但是根據報告,武漢病毒研究所過去存在過泄漏的先例,我擔心這就是我們所要面對的問題。”

假的。博伊爾把幾個不同級別的中國實驗室混為一談。的確,中國的實驗室發生過高傳染性病毒泄漏,2004年,級別P3的北京病毒研究所,在兩周之內,發生兩次互不關聯的泄漏,兩位研究員出了事故,不小心接觸了病毒,世衛組織亞洲負責人當時以“錯誤及缺失”來形容那次事件。北京研究所的五名負責人後來受到懲罰。

其實,西方對武漢病毒研究所會不會發生病毒泄漏的擔心存在已久。『自然』雜誌2017年曾有提及。不過,著有法中危險關係一書的伊贊巴爾認為,武漢病毒研究所低級別的安全保護曾被數位前來訪問的法國學者指出過,但這是十幾年前,從那以後,發生了改變。

2019年9月,中國國家預防和控制病毒研究所吳桂珍Guizhen Wu關於中國實驗室發展演變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中國很快且很有效地提高了預防病毒水平,但遺憾的是缺少精準評測實驗室可靠性的環節以及缺少相應的人才。不過,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發生過泄漏事件。

P4實驗室存在着泄漏的危險性嗎?

博伊爾稱,所有P4實驗室都存在泄漏,所有人都知道。

這一點差不多是真的。P4實驗室,是一個高度密閉的實驗室,存在着眾多的嚴密預防泄漏的設施。比如工作人員穿着特殊的保護服,有非常嚴格的操作規則,以及極限裝備,例如潛水艇門,化學淋浴和垃圾焚火爐。舉個例子可知它們的安全程度:2019年,俄羅斯一處研究埃博拉和麻疹病毒的實驗室發生爆炸,但沒有發生泄漏。

不過,零泄漏並不存在。2017年,軍備控制與核不擴散中心用一組數據表明,在未來十年,31℅的大規模傳染風險可能由由P4實驗室的病毒引發。2019年2月,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專門提及,病毒大流行的威脅很有可能的,該刊物特彆強調人的失誤難以避免。2003年,一位44歲的台灣研究人員在P4實驗室工作時,在試圖用手給病毒傳輸模塊消毒時受到感染,90人被迫緊急隔離。

這種情形並不孤立。2016年,美國國會審計機構政府問責辦公室收集了21起與高傳播性病原體不當轉移到較低安全實驗室有關的事故,其中包括8例炭疽病例和2例來自埃博拉和馬爾堡的病例。在大多數情況下,滅活過程(使病毒不起作用並可以在製備疫苗時對其進行操縱的化學過程)並未完成 。一個危險的病毒出現在一個它不應該出現的地方。2014年,無意間顛倒了兩支分別包含一株活埃博拉病毒株和一株無活性埃博拉病毒株的試管,並將活性病毒送往P2實驗室。幸運的是,第二天就發現了錯誤,並及時通知了P2實驗室。

迄今為止,種種錯失從未導致外部污染,也沒有證據表明武漢的實驗室是冠狀病毒危機的發源地。在科研人員和互聯網用戶注意到一些不一致之處和事實錯誤之後,有關科學門戶ResearchGate的歸咎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文章也被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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