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近半年間，陳時中顯然是個不會做官樣文章的非典型部長，他堅持科學證據，社會溝通時溫柔、充滿耐心，但是在全民防疫的中央統一上，態度又堅如磐石。特別是國際疫情兇猛多變，防疫措施必須滾動式調整，每一次變動就會帶來更多爭議聲浪，阿中部長多次自嘲：「身上掛滿箭靶，歡迎大家來射！」台灣媒體習慣造神卻又樂於落井下石，自然一直炒作「順時中」「逆時中」話題。群眾看得眼花撩亂不知誰是誰非，陳時中自己卻很清楚，不論是很「順」或很「逆」都不是社會之福，所以這位鐵漢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不吝於道歉！雖然現在離疫情結束還太早，但是當前台灣實在做得不差。我們專訪阿中部長了解在全世界的Covid-19大災難時，我們到底做對了什麼？我們的民族性在當中又起了什麼關鍵作用？阿中部長的智慧，是台灣人的福氣，更值得男人學習。
關於台灣這些日子以來的抗疫成就，政府都會歸因於SARS的慘痛教訓而超前部署，而面對國際的連連稱讚，被忽視多年的台灣多少有些好久不見的驕傲。問題是，有多少人習慣這種驕傲？然而疫情始終無法結束，8月起全球又開始淪陷。台灣始終在驕傲與焦慮間搖擺，大家司空見慣的政黨算計照常發生，以至於我們得目睹社會每天上演「看見黑影就開槍」的八點檔戲碼。在這樣的滿城風雨、瞬息劇變的壓力鍋裡，防疫指揮官阿中部長不斷面臨考驗。
回歸這次防疫的基本面，陳時中堅持的政策，與國際做法不同之處在於：入境是否要普篩？最支持普篩的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4/13公衛學院抗COVID-19說明會」就提出：「篩檢是運用公共衛生『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的基本原理來預防疾病。」阿中部長則是堅持先居家隔離14天，有症狀再篩檢。後者考量的是節省醫療資源，還有避免篩檢出現偽陰性的衝擊，因為就人性而言，以為自己是陰性當然忍不住趴趴走，造成防疫的鬆懈與缺口。這個比率有多高呢？8月中CNN引用的研究數據顯示，即使當前最精確的PCR篩檢都會因為採樣的時間、採樣方式正確與否，出現2~29%偽陰性的機率。
不論這兩派孰是孰非，民間對其他防疫措施也還有不同意見，現在要斷定都還太早，但是陳時中參與決策又是政策執行者，在風風雨雨中至少立場不曾搖擺。在當前台灣情況還是相對樂觀之際，我們特別專訪阿中部長，了解他一路以來抱著什麼想法與理念，支撐他執行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GQ：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間，台灣表現相對較好，部長做為一個防疫指揮官與決策參與者，有什麼心得呢？
陳時中：我覺得在這次防疫過程中，非常需要分層負責與分工，任何層級的領導者基本上就是要有收集資料的能力，然後進行邏輯分析，用專業來判斷與決策。每個人的判斷與決策方式都不同，因此必須靠科學、醫療專業來把關。另一個做決策的重要因素是同理心，不只是要做出決策，還要判斷這樣的決定會對不同類的人產生什麼影響，要站在對方立場思考。我覺得自己算是比較有同理心的。做完決定後，在與社會大眾溝通對話時，適度表達我的專業判斷，以及進行未來相關政策，我相信這是比較順暢的方式。
GQ：我們全球各國家版本在新品牌宣言上，特別強調當前性別平等的國際趨勢。而很多國際上報導都顯示，全球防疫模範國領導人多為女性，部長對這樣的狀況有什麼看法？
陳時中：防疫是一個長期抗戰，很難說女性領導一定比較成功。但我的觀察是女性比男性多一些細心、耐心，女性領導者有了這兩種特質，決策之後態度也很堅毅，願意好好地執行。很多國家產生混亂，就是後者出了問題。觀察其他國家的情況，我發現控制疫情的關鍵是政策不能混亂與搖擺。其實很多方式都能成功，問題是施政者夠不夠堅定。
GQ：我們換個角度來問，很多狀況出乎意外嚴重的國家，領導人大多是非常傳統的硬漢派男人，部長有什麼感想呢？
陳時中：其實也不能那麼刻板地判定，例如我們看到瑞典是根據科學依據決定不封鎖也不隔離，只柔性勸說要保持安全距離。這種方式是基於不認為疫苗會很快研發出來、又有效，因此在希望不傷害經濟的前提下，在長期過程中形成社區免疫、群體免疫。一開始看起來實施不錯，施政也沒有搖擺，但是後來才發現代價比他們想像中嚴重，一開始也低估了死亡率與感染率。相對之下，台灣對疫苗與治療藥物的生產有信心，因為有以前長期經驗做為根據。當我們對治療方式與疫苗有信心，認為一兩年內有成果，決策就不一樣，在等待疫苗上市前，就努力防止社區傳播與降低傷害。
至於巴西，其實各個省區有不同的做法，只是其總統不積極推動防疫，他就是不服天，要跟自然對抗。這樣的經驗讓我更覺得，人類處在自然變異裡面必須要謙卑，學會順勢而為。
GQ：這次防疫，台灣全民很快就順應政府呼籲，習慣戴上口罩生活，但是這種改變，歐美從領導人到民眾似乎都反應不及，部長怎麼看兩者的差異？
陳時中：從生活習慣來看，歐美地區長期認定戴口罩是弱者表現，特別是美國人，很在意強弱者之差。這是歷史因素的影響，他們的祖先是拓荒者，要跟環境抗爭，要展現強者姿態。而在歷史上，歐洲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海洋國家，同樣要征服海洋，顯示自己很Powerful。相對之下，台灣一直處在外來政權的領導下，我們傾向更謙卑一點，不認為自己可以對抗自然，自然在民族性上比較能順應不利的情況，做出改變以利生存。
GQ：這次台灣超前部署，持續針對疫情預測提出應變之道，但恐懼是人之常情，部長會害怕嗎？
陳時中：我的工作之一其實是要降低社會的恐慌。就像口罩缺貨時大家當然都很害怕，就要努力宣導，告訴人民政府要怎麼處理，對政府有相當的信任感，才會配合政府積極的行為。但是對我而言，每天情勢都在不斷改變，我盡量讓自己戒慎恐懼。恐懼是免不了，就是戒慎。當每天都面對很多不可知時，我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這些不可知的情況，只能集中心力在可以解決問題的行動上。我最大的恐懼就是害怕疫情大爆發，但是從根本去思考，恐懼是來自於擔憂做的準備夠不夠。這點就要多看國外封城或解封後發生的變化，思考他們的問題出在何處，接著問自己會怎樣因應。
GQ：部長有因此做噩夢嗎？
陳時中：我的個性不會花太多時間擔憂目前無法解決問題。我能夠很安心去睡，因為我有方法去面對疫情，這不是說保證一定可以解決，就是把團隊最大智慧化去規劃，把認為最可能解決的因應方案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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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這段時間有那麼多反對或唱衰的聲音，部長如何面對？
陳時中：有些人會說不要管這種雜音，不要被干擾。但是我會非常認真去聽他們講話，仔細檢視我的政策與他們建議的扞格，以及當中的優劣差異。如果對方跟我講一件事情，我都不聽，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那麼當我想跟他溝通時，他怎麼會聽得進去？對方跟我講任何事情，我都知道他們講過什麼，也仔細去想過，當對方感受到我仔細想過，也重視他們的意見，雙方就有一個比較好的權衡基礎，也比較能聽得進去我講什麼，而不是互相攻擊，這對我們社會耗損太大了。
GQ：這段時間最難忘的經驗是什麼？
陳時中：有兩件事情，一個是走上寶瓶星號，宣布大家都可以回家，全場的歡呼，讓我覺得自己為大家盡了一些心力。當時努力想讓乘客安全健康地回到台灣，讓大家知道政府跟他們在一起，不要擔憂。還有武漢包機回來，乘客飛機下來的那一刻，我也覺得很震撼。
GQ：傳統上男性為了自己的理想與抱負，常常犧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部長怎麼看待自己也做了這樣的抉擇？
陳時中：我犧牲很多跟家人相處的時間，但是我心裡沒有遺憾，因為我太太支持我。夫妻之所以是夫妻，正是她看得到我想要的，也了解了。
GQ：我們很好奇部長怎麼看待當代男人該有的樣子？
陳時中：我想現在男人跟以前最不一樣的地方是對待女性的方式，以及夫妻相處。男性對女性要多一些尊重，打從心裡尊重，不是純粹照顧，而是尊重她是個有想法的個體。我太太是個大提琴家，對我影響很大。國慶晚會時，邀請函上面是寫部長與部長夫人，我太太抱怨難道她沒有名字嗎？所以我就跟相關人士反映。
我從兩個兒子身上看到新一代男人其實有更多不一樣的地方。我的大兒子也是個醫生，很愛老婆又疼小孩，願意花很多時間帶小孩，比我更重視跟小孩子的溝通，雖然我覺得自己以前算做得不錯了。二兒子學設計，他比我更熱情，也更願意替別人著想，我覺得這樣很好。
GQ：最後想問部長從牙醫到成為部長、抗疫指揮官，為什麼人生會有這樣的改變，又有什麼樣的心得呢？
陳時中：其實我一直很想多做一點事，參與公共事務來影響台灣。剛開始不是那麼擅長，要做很多功課，又缺乏溝通經驗，就像當上牙醫公會理事長後，覺得牙醫的健保計算方式，對於國家健保制度的影響很大，因此跳進去面對挑戰、參與改變，後來當了政府官員，在推動解決少子化、長照2.0或是現在的Covid-19，其實都是想做一些改變。
許多人會問我，在推動政策時面對不少政治對抗，會不會很痛苦？老實說，我的挫折感不多，我覺得真正辛苦的，常常是想不出一個完整解決的方案。我擁有行政資源，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應該對社會有正面的整體影響。我沒辦法保證一開始提出的方案一定可以改善我們的處境，但是透過不斷溝通與理解時，會讓政策的成功機率更高。我是個很願意修正自己決策的人，不會是下了命令就一定要推，比傳統做法多一些彈性，發現自己有錯時，當下立刻調整，反而可以得到更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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